在伯纳德·利德看来，这部他自称是关于“对同性恋的怨言”的中篇小说《傻瓜》，其实就是他在经历了好莱坞编剧罢工以及随后“世界终结”般的混乱后，给自己心理疗伤的结果。这部戏仿好莱坞题材的悲喜剧，讲的是一个接近三十岁生日的年轻人，梦想因为接二连三的不幸而破碎的故事。利德形容这个过程充满了厄运、命运与决策疲惫，他特意在接受Queerty采访时强调了这一点。为了避免作品陷入无休止的审批地狱，利德决定自费出版这本书，因为他明白自己作为编剧的工作性质，常需要经过层层把关。好在这次创作幸运地获得了很多同行的帮助，才让故事得以成形。 那段时间的经历让利德想起了《每周五本书》推荐过的五本书，它们都在不同方面给予了他启发。其中一本就是托瑞·彼得斯写的《去性别化和宝贝》。彼得斯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常常让人觉得惊世骇俗，既让人畏惧又让人感到慰藉，因为它写出了真实的欲望、绝望和不安全感。尤其是她敢于坚持自己的声音的自信劲儿，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成了一面镜子，时刻提醒着利德去审视自己的创作状态。更让利德钦佩的是，彼得斯能够靠自费出版起步，最终签下了大合同，还依然保持着创作的独立性和勇气。 另一位给利德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大卫·塞达里斯。利德清楚记得自己在巴恩斯与诺布尔书店的圣诞书摊上买了《冰上的假期》，读完之后笑得合不拢嘴，当即决定也要尝试写点有趣的东西。在塞达里斯幽默的笔下，讽刺总是带着那种尖酸刻薄与爱交织的奇特感觉。他的随笔集《用灯芯绒和牛仔布打扮你的家人》里的早期文章更是展现了那种从不妥协的真实幽默。每当利德写作遇到瓶颈时，他总会问自己：WWDSD？这就好比是塞达里斯给他的一个行动准则。 大卫·塞达里斯的这股幽默劲儿让利德想到了瑞秋·卡斯克的《大纲》。过去老师总是让利德写自传小说，这种要求一度让他觉得很乏味。直到读了《大纲》，利德才发现原来一个好故事并不一定要靠独特的前提来支撑，而是靠叙述的魅力。卡斯克通过叙述者费伊的视角彻底颠覆了利德对写作的看法，她的那种哲学上毫不妥协的态度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愿景与修订》这本书则来自戴尔·佩克之手。佩克在书中描写的艾滋病危机非常痛苦，而性只不过是故事中的一部分。不过佩克在写性的时候没有任何掩饰和修饰，这种直白的写法让利德受益匪浅。利德觉得写性行为的时候就应该像佩克那样大胆而真诚，这并不是贬低《愿景与修订》作为一部回忆录的价值。 至于罗森克兰斯·鲍德温的《现在的一切》，它其实是一部关于洛杉矶的小说。这座城市总是让人感到不安和复杂，就像沙漠、海岸、森林还有工业城镇的混合体一样庞大而难以理解。这种身份的混乱也让角色变得极其复杂。《现在的一切》用一种特殊的视角把洛杉矶的这种庞杂身份梳理得很清晰，同时也提醒了利德写那些永远无法完全读懂的地方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