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面临协同不足与行动分化的挑战。
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减排目标、资金与技术支持等议题仍存分歧。
贺泓代表指出，个别国家曾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及相关多边框架，削弱了国际协作的稳定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减排进程与气候资金动员。
与此同时，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能源转型成本上升等现实问题，使各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更需稳预期、强协同、重落实。
原因：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内部政治周期与产业利益博弈加剧，导致气候政策易受摇摆影响，出现“承诺多、兑现难”“规则多、落实慢”的现象。
另一方面，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能源需求上升与污染物排放压力并存，既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要实现低碳转型与环境治理，亟需可复制、可落地的治理方案与技术路径。
贺泓认为，这些国家当前所经历的阶段，与中国曾经面对的结构性矛盾具有相似性，对中国经验、技术和产业有现实需求。
影响：多边治理的波动与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叠加，决定了未来气候行动的关键在于“谁能提供稳定预期与可操作方案”。
贺泓表示，中国持续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并作出贡献，既是对国际社会共同目标的回应，也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兼顾增长与减排的路径提供支持。
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例，中国在实践中形成了从监测预警、源头治理到区域联防联控的一整套政策组合，推动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提升能源清洁利用水平，并带动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发展。
北京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蓝天常见”的变化，折射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步，也为其他处在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了可借鉴样本。
对策：围绕“经验、技术、产业走出国门”，贺泓强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更加注重务实合作与能力建设。
一是以需求为导向推进合作。
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大气污染治理、清洁能源替代、城市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短板，开展联合研究、技术培训与示范项目，帮助提升监测、评估与执法能力，推动“授人以渔”。
二是以产业协同促进绿色转型。
依托在可再生能源、节能装备、环保工程等方面形成的产业链优势，推动绿色技术应用与本地化合作，促进就业与产业升级，实现减排与发展的兼顾。
三是以规则对接增强多边合作韧性。
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气候治理，推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和数据共享，提升合作的透明度与可持续性，减少因政策不确定带来的投资与技术扩散障碍。
四是以国内治理成效夯实国际公信力。
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推进“双碳”目标相关工作，在能源结构调整、重点行业减排、绿色金融等领域强化制度供给，以更高水平的生态环境治理支撑更高质量的开放合作。
前景：从全球趋势看，绿色低碳转型仍是大势所趋，关键在于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贺泓认为，中国在推进自身绿色发展的同时，推动经验与技术成果更好服务全球南方国家，有助于弥合治理能力与技术鸿沟，增强全球气候行动的整体效能。
随着新能源技术进步与成本下降、绿色投资规模扩大，以及各国对气候风险认识不断提升，未来国际合作的重点将更聚焦于可执行项目、可核算成效和可持续融资。
中国持续、稳定、建设性参与全球治理，将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确定性，并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复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环境问题无国界,气候治理需要全球共同行动。
在国际环境合作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担当,既做好自身环境治理工作,又积极向发展中国家分享经验技术,为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
这种负责任的态度与务实的行动,不仅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信心与动力。
面向未来,各国唯有摒弃分歧、加强合作,才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