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治通鉴》记载，682年太子李显之子李重照出生后，唐高宗李治喜获嫡孙，随即有意立其为皇太孙，并计划为其"开府置官"，建立独立于东宫之外的辅佐体系；该提议在朝中引发争议，以王方庆为代表的官员指出此举不合旧制，争论焦点在于：太子健在且东宫官署完备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另立"第二套储君架构"。
千年后再看这场风波，其意义远超宫廷权谋。它揭示了传统帝国治理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当旧制度难以应对新挑战时，改革者常陷入"破旧可能致乱，守旧难抵风险"的两难境地。历史表明，任何继承机制都是权力结构的反映，只有在法理权威与实际力量间找到平衡点，才能维持长治久安。唐高宗的尝试虽未成功，却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制度韧性与人治局限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