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创新进入密集突破期、产业升级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让金融更顺畅地服务实体经济，关键在于打通资本要素配置的“循环链条”。
从股权投资与创业投资的实践看，资金“募得到、投得准”之外，更重要的是“退得出、退得稳”。
退出渠道不畅，容易造成资金沉淀与风险累积，影响长期资本供给能力，进而削弱对科创企业的持续支持。
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推进的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正是针对这一堵点给出的制度与平台化方案。
问题在于，创投行业天然具有周期长、风险高、信息不对称强的特点，叠加宏观环境与市场波动，传统退出路径对“窗口期”和市场条件依赖较大。
部分基金存续期与项目成长周期错配，退出压力上升；而大量早中期科创项目尚未达到上市条件，股权转让定价与交易撮合难度较高。
若缺少规范透明、可持续运转的二级份额流通机制，存量基金难以及时盘活，新增资金也会对“长期锁定”保持谨慎，最终影响对先进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的投融资支持力度。
形成上述矛盾的原因，一方面在于退出机制的市场化工具供给不足，缺少兼顾规范性与效率的交易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在于流动性支持与专业化服务能力有待提升，包括信息披露、估值定价、合规审查、风险隔离等环节需要形成标准化流程。
此外，地方产业基金、国资资金与社会资本在风险偏好与退出安排上存在差异，也对交易组织与产品设计提出更高要求。
推动份额转让从“个案撮合”走向“常态市场”，需要政策引导、平台建设与机构参与的协同发力。
基于这一现实需求，浙江自2023年6月获得监管部门批复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后，围绕平台建设、规则体系与服务扩容持续推进。
一方面，通过份额转让与份额质押等工具，拓展基金份额流转和融资的合规路径，提高存量资产的可盘活性；另一方面，引入更专业的市场参与者，探索以S基金为抓手提升交易活跃度，增强二级市场对份额承接与定价发现的能力，推动退出安排更加多元化、市场化。
试点的影响正在从“交易便利”延伸至“生态重塑”。
对科创企业而言，退出预期改善有助于增强早期资本供给稳定性，推动更多资金投向创新链前端；对基金管理机构而言，份额转让与质押融资工具丰富了“退”与“融”的选择，缓释期限错配压力，提升组合管理灵活性；对地方产业培育而言，资本循环更顺畅意味着产业基金能够更快形成“投新、投早、投硬科技”的持续能力。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1月，浙江（不含宁波）试点累计成交规模26.33亿元，其中份额转让累计成交金额21.38亿元、份额质押累计融资金额4.95亿元，显示市场化探索已形成一定规模效应。
在对策层面，进一步提升试点的示范价值，需要在“规范、透明、效率、风控”之间建立更稳固的平衡。
其一，完善信息披露与尽调标准，形成可复制的交易规则与操作指引，降低交易摩擦成本。
其二，强化专业化中介与服务体系建设，提升估值定价、法律合规、税务安排等综合服务能力，增强市场信心。
其三，持续丰富流动性供给方式，发挥S基金等长期资金的稳定器作用，促进价格发现与风险分散。
其四，加强与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协同，引导资金更精准流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重点赛道，形成“金融支持—产业成长—资本退出—再投资”的正向循环。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8月，由浙股交发起设立的浙江首支政府主导S基金——浙江战略新兴产业基金正式成立。
该基金由省、市、区县三级国资及上市公司共同出资，目标规模50亿元，首期5亿元，定位于为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提供多元化、市场化退出通道。
政府引导资金与市场化机制结合，有望在提升二级份额承接能力、稳定交易预期方面发挥更明显作用，同时也对基金治理结构、投资边界与风险约束提出更高要求。
面向未来，随着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区域性股权市场在服务科创企业与创投基金方面的功能将更受重视。
可以预期，份额转让市场将从规模扩张迈向结构优化，交易将更集中于优质底层资产与符合产业导向的项目；规则体系将更强调透明度与合规性；S基金、产业资本与长期资金的参与度有望提升，推动形成更成熟的创投服务生态。
与此同时，市场波动、项目估值调整与信用风险管理等挑战仍需前置应对，确保试点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稳健运行。
从区域性试点到全国性标杆，浙江股权份额转让实践的启示在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突破口，往往存在于市场痛点的系统化解构中。
当制度创新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资本活水就能精准浇灌创新沃土，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可持续的金融生态支撑。
这一探索不仅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更彰显出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的深层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