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引资竞争持续升温，中国如何稳住外资信心、提升投资吸引力，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当前，国际产业分工加快调整，部分经济体通过补贴、关税和产业回流等政策重塑供应链布局，跨国企业“成本—效率—安全—市场”之间的权衡更加复杂。，外资对一国营商环境的稳定性、政策透明度、产业配套能力以及人才供给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原因——在此背景下，中国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核心是用确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以超大规模市场叠加完整产业体系形成综合竞争力。龙永图在论坛发言中指出，外资参与中国发展并非单向“进入”，而是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互利共赢。他提出的两项比较优势，指向跨国企业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一是供应链的“可获得性与韧性”，二是创新驱动所需的人才储备与工程化能力。 影响——其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成熟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在中国组织、向全球配置”的可行路径。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强，经过多年“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互动，已形成覆盖研发设计、零部件配套、规模化制造、物流分拨与售后服务的综合网络。外资在华布局，有助于更快实现上下游协同、降低综合交易成本，并提升面向全球市场生产交付的效率与稳定性。其二，规模与质量叠加的人才优势，为外资企业在华升级提供支撑。近年来，中国在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中持续加大教育培养和人才供给力度，工程师队伍、技术工人和研发人才基础较为扎实，有利于跨国企业将更多研发、测试、应用场景和本地化创新环节放在中国，推动从“生产基地”向“创新高地”延伸。 对策——提升外资吸引力，关键在于用更优环境释放优势、用制度供给降低预期成本。一上，应继续扩大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围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推进制度型开放，增强政策一致性与可预期性，提升外资长期经营的确定感。另一方面，要围绕外资关切提升营商环境，包括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便利跨境人员往来与数据合规流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平竞争机制，推动要素保障与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同时，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应加强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产业生态建设，推动“链主”企业与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使外资能够在中国形成更完整的创新与制造闭环。 前景——随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深入释放、产业升级加速推进以及开放举措持续落地，外资在华发展空间仍将扩大。可以预见，外资对中国的关注将从“成本优势”更多转向“体系优势”和“创新优势”，在华投资也将从单一产能布局走向研发、总部、供应链管理与高端服务等多元形态。与此同时，全球经贸环境仍有波动。外部不确定性越高，越需要以更稳定、更透明、更可预期的制度安排巩固合作基础，推动中外企业在产业分工与技术协同中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当下，吸引外资的关键不在“短期优惠”，而在更高水平开放与更完善的制度供给所形成的稳定预期；以产业体系的厚度、人才资源的广度和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增强国际合作黏性，中国与外资企业的互利共赢空间仍将持续拓展。这既有助于增强经济全球化的韧性，也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