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冯景兰回国来到两广地质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地质系工作。他熟悉美国科罗拉多高原的红层地貌，于是跑到广东仁化去考察。这块地方的丹霞红层就这么开始被人研究了。 此后，陈国达、吴尚时、曾昭璇、黄进和彭华这几位学者也陆续来到中山大学，有的执教，有的求学，大家都是亦师亦友，一辈子都在搞丹霞地貌研究。这六位先生把丹霞山变成了中国丹霞红层的命名地，也让这里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 科学研究不光是盯着石头看，也得照顾到动植物。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山大学生物学系的老师就带着学生来丹霞山实习了，一百多年来这里一共收集了快一万份动植物标本。 1941年的时候，他们抓到了一种特别的虫子，一直放到2023年才确认这是个新物种，给它起了个名儿叫“丹霞真龙虱”。 时间来到2018年，彭华教授去世了。他生前非常喜欢丹霞地貌，去世后大家都很伤心。廖文波和凡强教授当时正要发表一种丹霞山新种柿树科植物。大伙一合计，决定用他的名字命名这种植物——“彭华柿”，用来纪念他。 从这时候开始就有个规矩了：以后在丹霞山发现的新植物种，都要献给这六位老先生。 今年1月，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分类学团队在《PhytoKeys》杂志上正式发表论文，给山茶科的一种新植物取了个名儿叫“尚时茶”。这就给这场跨越八年的纪念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冯景兰先生考察丹霞山快一百年了，中山大学生物分类学团队通过植物新种和地貌的关系，向六位地学先驱集体致敬。 从地质锤到测序仪，从冯景兰先生第一次考察到六种植物的命名完成，中山大学和丹霞山的情谊已经持续了近百年。 如今，中山大学还有地质、生态、地理、考古、旅游、农学、数学这些学科的老师和学生还在丹霞山搞科研。国家公园创建的路上还需要大家一起续写新篇章。国内外的学者也都被吸引过来，继续研究丹霞地貌和生物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