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事项趋于复杂，行政争议表现为类型多样、利益交织、群体性易发等特点；不少纠纷表面上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异议，实质上涉及安置补偿、历史遗留问题、政策配套不足等深层矛盾。案件一旦进入诉讼程序，若只停留程序审查层面，当事人的实际诉求难以得到回应，容易引发反复上诉和申请再审，既消耗司法资源，也影响社会预期的稳定。 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建在解读活动中介绍，2025年全国法院受理行政一审案件33万余件，同比上升超过13%。值得关注的是，在一审收案明显增长的同时，行政二审案件和申请再审案件数量实现"双下降"，上诉率和申请再审率同步回落。该"升与降"的对比，反映出行政审判理念和方式的转变：各级法院更注重以实际效果为导向，不以办案数量论英雄，而是深入践行"如我在诉"，把群众的获得感和问题的解决程度作为衡量标准，推动行政审判从"结案"向"解纷"转变。同时，行政争议的症结往往在于政策供给、协同治理和利益平衡，单靠判决书难以完全覆盖，需要司法在依法裁判的基础上，把事实链条、权利基础和治理缺口看深看透。 影响：从数据来看，上诉与再审的"双下降"意味着更多矛盾在一审阶段得到实质性化解，有助于减轻当事人诉累，提升纠纷解决的效率和质量。更重要的是，司法在个案中发现共性问题并推动源头治理，有利于纠正不规范的行政做法、减少同类争议反复出现，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形成合力。以一起农村建房纠纷为例，当地对堤坝范围内房屋"一律禁建"，但配套迁建措施缺位，当事人拆旧建新受阻后长期只能临时居住。最高法派员现场查明，争议实质在于宅基地重新选定和过渡安置安排，随即组织协调，当天明确过渡住房和后续宅基地区位，推动新房顺利建成；同时，当地"一刀切"的做法得到纠正，涉及的风险在源头得到化解。这说明依法审理与协同解纷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围绕实质诉求用足法律手段、用好治理资源。 对策：一是强化"穿透式"审理，以解决争议为目标，以"一次性、实质性"化解为标准，依法查明行政行为背后的利益结构、政策依据和配套措施，推动争议止于一审、止于当下。二是针对事实相近、诉求类似的系列性、群体性案件，完善示范诉讼和类案集中化解机制，发挥"审理一案、化解一片"的带动效应。广西在高铁站站前广场征收补偿纠纷中探索"首案示范、类案调解"，高效促成1135户签订补偿协议，在保障被征收人权益的同时实现纠纷平稳化解，体现出机制创新在降低对抗、节约成本上的实际价值。三是坚持"抓前端、治未病"，持续深化行政争议预防与实质化解"3+N"工作机制，扩大多元解纷合力。最高法围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点领域形成纪要，促进执法司法尺度统一；并通过联席会议等方式形成行政诉讼分析报告，为精准治理提供参考。多地结合实际推进府院良性互动，例如海南通过常态化府院协调会商，推动涉营商环境历史遗留问题依法妥善处置，更好服务自由贸易港建设。 前景：下一步，行政争议化解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与法治化路径的统一。一方面，随着公共服务、城市更新、生态保护、数字治理等领域行政行为增多，行政争议仍可能保持一定规模；另一方面，只要持续完善统一裁判尺度、强化示范带动、健全府院联动与多元解纷衔接机制，更多纠纷有望在前端被预防、在一审被化解、在治理中被吸收。行政审判的功能将深入从"事后纠错"延伸到"规则供给、治理促进"，以更高水平的法治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司法的价值，不在于案卷的厚度，而在于矛盾的真正消解。从"就案办案"到"穿透式"审判，从"结案了事"到"案结事了"，此转变折射出司法工作对人民群众实际需求的回应，也是法治建设从形式走向实质的内在要求。当法官的目光不再止步于诉状，而是延伸至当事人的生活困境与社会治理的深层逻辑，司法的公信力才能真正在人心中扎根。这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具体践行，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