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生态资源丰富，但价值转化仍需提质增效。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收效良好，“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另外，面向公众的高品质生态供给仍有结构性短板：一方面，生态产品开发方式较单一，仍主要停留观光游、门票经济等浅层模式；另一上，一些地方资源禀赋呈现、文化表达与产业组织上同质化较明显，难以形成稳定品牌和可持续收益。黄绵松认为，需要把生态环境改善更有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让“生态账”更好体现在“经济账”“幸福账”上。 原因——供给体系、组织机制与评价导向有待完善。黄绵松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守住生态底线，也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逻辑。当前主要制约在于：其一，生态产品供给质量仍需提升，难以满足群众对多样化、品质化生态消费的增长需求；其二，生态产业链条不够完整，缺少能将资源、资本、技术、运营与市场高效衔接的专业主体；其三，一些项目评价仍偏重短期收益，对生态增益、修复成效、长期运营和公共服务贡献关注不足，导致“重开发、轻维护”“重引流、轻体验”等问题时有发生。 影响——既关系扩大内需，也关系区域协调与共同富裕。黄绵松表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不只是环境治理的“后半篇文章”，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生态消费、生态文旅、户外运动、自然教育、康养研学等新业态，有望带动服务业升级，拓展县域经济与乡村产业空间；对生态功能区、修复治理区而言，还可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正向循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更重要的是，通过合理机制把收益更多留在当地，才能让群众在保护中受益、在受益中更主动参与保护，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基础。 对策——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构建”，把生态消费做出层次、做出品牌、做出富民机制。黄绵松建议，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增值，可重点从三上发力： 第一，构建“基础观光—深度体验—特色IP”三级消费场景。基础层以生态休闲旅游满足大众需求；体验层强化沉浸式互动，结合森林疗愈、自然教育、农耕体验、户外运动、文创体验等延展业态，提高参与度并延长停留时间；IP层突出地域辨识度，策划品牌活动，带动文创衍生、线上内容等产品开发，避免“千城一面”，形成持续的市场吸引力。 第二，探索以“绿”招商，推动产业与生态相互赋能。黄绵松认为，“绿色招商”既适用于生态本底较好的地区，也适用于正在修复治理的区域：前者可通过生态资源经营带动产业集聚，后者可将修复本身作为产业导入和价值创造的起点。评价重点不在投资规模，而在于项目能否带来生态增益、能否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实现价值转化、能否形成稳定的生态富民路径。 第三，坚持底线思维，防止过度商业化反噬生态。针对一些地方文旅、康养、研学项目升温可能带来的生态压力，黄绵松提出，应完善“规划—准入—运营—监测—退出”全链条约束：在规划层面明确生态红线和环境容量；在准入层面提高绿色标准，严控高耗能、高扰动项目；在运营层面引入专业机构，以精细化管理降低对生态的干扰；在监测层面建立长期评估与动态预警机制；在利益分配层面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推动群众通过就业、分红、合作经营等方式参与产业链，让保护者受益、受益者更愿保护。 前景——以制度创新和市场机制协同，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走深走实。黄绵松表示，随着全面绿色转型加速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将从试点探索走向更大范围的制度化、规范化实践。下一步，应在生态资源确权、价值核算、生态补偿、绿色金融支持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等形成更完善的政策组合，推动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公众参与的多元格局更加成熟，让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成就。
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既是发展方式的调整，也是治理能力的提升。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关键在于以系统思维打通“保护—供给—消费—产业—富民”的链条，在守住生态红线的前提下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与价值实现效率，让更美的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更实的金山银山，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的绿色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