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1945年，蔡木林带着儿子蔡镜辉在台北牯岭街摆书摊，卖旧书的生意这就开始了。到了2023年，蔡家第三代蔡彤明还在这条街上守着书摊过日子。“松林书局”那块用颜体字写的牌匾上满是痕迹，这上面记录了80年来书店跟台湾文人往来的事。新中社台北4月14日电 说起这80年，台湾作家张大春回忆说，以前的老台北可热闹了，蔡镜辉坐在匾额底下守着那些堆得快到马路上的老书，那也是城市里的一景。现在的牯岭街看起来有点冷清，不少地方都改成卖古币、邮票了，真正的书店只剩下几家。站在骑楼下头，很难再想到以前那阵热闹劲儿。 蔡镜辉以前就爱守在店里不动弹，身边固定就三样东西：一台收音机、一本老书、一张竹椅。他有个本事特别厉害，无论多生僻的老书你找他借，他准能给你翻出来。“爸爸就算当下没货也会帮你找”，蔡彤明这么跟记者说。 回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那阵子，日本还在管台湾的海上运输呢。在嘉义做木材生意的蔡木林就带着儿子北上了。那时候牯岭街一带都是日本人住的地方。等到1945年日军投降撤退的时候，他们只准带一件行李上船，很多人就把家里剩下的旧书字画拿出来卖了换路费，牯岭街的旧书生意也就这么慢慢冒头了。 也不知道是运气还是缘分，蔡木林正好接手了“台北帝国大学”（就是台湾大学的前身）一位教授留下的所有藏书，开始做那种打包书的买卖。这桩买卖一做就是80年，让蔡家和台湾光复以来的一代代文人都扯上了关系。 1945年那会儿，大陆的书店开到了台北重庆南路。蔡木林给人家送去“东壁书林”这四个大字的墨宝，结果被于右任、傅斯年这些人看中了。因为以前家里的东厢房常常用来藏书阁，“东壁书林”这个名字也就这么来了。那个时候的台湾文人都很懂国学，蔡木林爷爷跟于右任、傅斯年他们走得很近，身份地位的差距根本没让他们觉得有什么隔阂。 反而这两人成了松林书局的常客。到了1964年，蔡家在牯岭街买了房子扎根下来。像钱穆、张大千、台静农这些来找书的老教授更是没断过。甚至到了后来“白色恐怖”那阵子，这里还成了不少知识分子的避难所。 在蔡彤明看来，爷爷蔡木林除了是个生意人还特别有学问，自己还会给人正骨开药方。 但他父亲蔡镜辉的风格跟爷爷完全不一样。顾店的时候身边就三样东西：一台收音机、一本老书、一张竹椅。他这人有个规矩，非得自己把书读过了才敢给别人推荐；而且他对那些冷门的老书了如指掌。 最绝的是他能凭手感从一大堆书里头把你要的那一本精准地抽出来，旁边的书纹丝不动。 蔡彤明说过很多次：“我们是专门卖老书的地方”，店里不大，但《四库全书》和康德、黑格尔的德文原版书都有。他总结说“西学东渐、中西合璧”就是“松林”这80年的特点，就这样这家店成了“台北八景”之一。 为了让现在的读者知道“松林”，接手生意好几年的蔡彤明做了不少新尝试。最大的变化就是装修了。以前大家开玩笑说这里的书有“炭烤”“水渍”“虫咬”三大特色，在他打理下地砖和电路都换了新的。 2012年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栏目组来台湾的时候专门介绍了牯岭街的情况。“因此”松林书局和蔡镜辉在两岸读书人的圈子里出了名。这十多年过去了他说：“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大陆读者特意跑来找书”。“两岸交流最热闹的时候东北的哈尔滨、西北的甘肃都有人来光顾”。 现在“松林”的书库里头不少都是简体字出版的书。很多搞诗书画印的爱好者都爱来这里寻宝。 就在2023年4月14日那天，蔡镜辉因为生病离开了人世。“松林”的老朋友何先生给他发来了悼念的话：“令尊长年以书为伴乐在其中……久而久之乐而忘老之将至。” 因为新冠疫情从科技行业离职回来的蔡彤明更坚定了要把这份旧书店的生意做下去的决心：“对我来说松林不仅是间书店”。“正如何先生所说”，“这是两代人一辈子的志向”，“也是那一代台湾文人的集体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