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何兹全先生，他可是“魏晋封建说”的鼻祖，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社会经济史方面很有一套。他之所以能在这些领域取得大成就，全是因为把唯物史观当做自己的根基。咱们翻开中国现代史学的历史画卷，就能看到他那深厚的学问和一辈子的辛勤耕耘留下的痕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家都在琢磨怎么搞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史学体系，当时的学界乱七八糟，各种学说都有，但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研究往往抓不住历史的本质。何兹全那会儿就敏锐地意识到，得找一个能深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武器才行。 还在1929年那会儿，何兹全才刚18岁，还是个中学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了，一下子就被这种科学性给征服了。他后来回忆说，这就好比手里有了机枪，看问题的视野和穿透力立马不一样了。进了北京大学后，他又系统地学了唯物史观，还在三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史论战里得到了锻炼。那时候唯物史观特别流行，相关的书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给他提供了不少理论营养。但何兹全不是死记硬背书本上的东西，他强调要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讲究把理论和史料结合起来。他1934年发表的《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这篇文章里，已经开始体现他关于“魏晋封建说”的想法了。 搞学术从来都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兹全提出的“魏晋封建说”被很多人忽视了。那时候发表论文挺难的，像《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转了好多圈才发出来。最让人佩服的是《汉魏之际封建说》这篇论文，稿子写好了放了几十年一直到1979年才正式发表出来。但何兹全这人特别执着，他相信自己的理论是对的，就一直坚持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研究。改革开放后环境好了点，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终于在1991年出版了。这本书用详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何兹全做学问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喜欢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看问题。他特别反对那种关起门来只做纯学术的态度。他觉得历史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得能总结前人的经验、找到社会发展的规律、给老百姓一些启发。在他看来研究历史不光是为了长见识，更是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水平、帮助国家搞现代化建设。这种把学术研究和社会进步绑在一起的意识让他写出来的书既有深度又有现实意义。 何兹全晚年的时候总结自己的心得说：“择善就是追求真理，认准了真理就不能松手；但也不能死抱着已有的真理不放去排斥新的东西。”这句话既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也是给后辈的忠告。现在的学术发展特别快、跨学科交流也多了这种开放又坚定的精神特别值得大家学习。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还有很强的解释力呢，关键看我们怎么与时俱进地去用它和发展它。 何兹全先生用一辈子都在践行“追求真理、抓住不放”的誓言。他从唯物史观里找到了智慧，不管路多难走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他的成果不仅丰富了史学宝库还展示了一个学者在时代变化中守得住信念、能创新的精神风貌。现在咱们正忙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呢，回过头去看看何兹全的学术遗产对大家强化学术理论意识和历史责任感都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