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类是地球上多样性最为丰富的脊椎动物类群之一，已知种类超过3万种，广泛分布于江河湖海与深海极端环境。
如何准确识别鱼类、厘清亲缘关系、解释适应机制，并将科学认知转化为治理与应用能力，成为当代生命科学的重要议题。
近日，在一场面向公众的科学讲座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何舜平以“生命之树”为主线，系统阐释了鱼类分类与演化研究的新进展，以及其对生态保护和工程技术的现实意义。
问题：鱼类“看起来像”并不等于“亲缘近”，管理与保护离不开精准识别。
长期以来，公众常以外形相似判断物种关系，导致对生物多样性与演化规律产生偏差。
讲座中，研究者以常见淡水鱼为例指出，泥鳅与黄鳝虽然形态相近，却分属不同的分类单元，亲缘关系并不密切；相反，一些外观差异显著的鱼类可能同属一科。
类似误判不仅影响科学传播，更可能在渔业资源评估、外来物种识别、濒危物种保护等方面带来风险：若“认错物种”，就可能“管错对象”，进而影响生态修复效果与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原因：生命演化历史悠久且分化复杂，传统经验难以覆盖隐蔽差异。
鱼类在漫长地质年代中经历多次分化与适应，形成了高度多样化的形态与生态位。
外形特征往往受栖息环境与功能需求影响，存在趋同演化现象：不同谱系可能因相似生态压力而呈现相近体型；而同一谱系在不同环境中也可能出现显著外观差别。
正因如此，现代分类学强调以形态学、系统发育分析与分子证据综合判定，推动从“看得见的相似”走向“可验证的亲缘”。
何舜平将分类工作比作“给鱼上户口”，其核心并非简单命名，而是建立稳定、可复核的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库，为后续研究与管理提供统一坐标。
影响：新技术推动“从一瓶水识别生物群落”，为生态治理提供更高效工具。
讲座介绍，随着分子生物学与测序技术发展，科研人员已能通过环境DNA等方法，从水体样本中提取生物遗传信息，用于判断水域中存在哪些物种，甚至可进一步分析其食性、健康状态等线索。
这意味着生态监测可由传统的捕捞调查、人工鉴定，逐步走向更高频、更广覆盖、低干扰的监测模式。
对长江等重点流域而言，此类方法有望提升对珍稀濒危物种、入侵物种与栖息地变化的识别效率，为禁渔成效评估、水域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更及时的数据支撑。
对策：以系统分类为底座，打通“基础研究—监测治理—产业应用”的链条。
业内人士认为，推进鱼类研究与治理协同，需要在三个层面形成合力：一是持续完善物种名录与系统发育框架，夯实“谁是谁”的科学依据，减少跨部门、跨区域数据口径不一致问题；二是推动环境DNA等新方法在流域监测、保护区管理与执法评估中规范化应用，建立标准流程与质量控制体系；三是促进科研成果与工程技术对接，将极端环境生物学、材料与结构机理研究，转化为深海装备、海洋探测等领域的创新能力。
前景：从“长肺的鱼”到深海仿生装备，鱼类研究将持续拓展对生命与技术的边界。
讲座还从演化角度指出，包括人类在内的四足动物起源于古老鱼类谱系的一支，鱼类研究不仅关乎水域生态，更关系到对生命演化关键节点的理解。
与此同时，深海生物适应机制正成为仿生工程的重要灵感来源。
以能够在极端深海压力环境中生存的深渊狮子鱼为例，其柔软结构与压力平衡策略，为深海仿生软体机器人设计提供了参考路径。
相关高校团队据此改进结构思路，使仿生装备在深海极端环境下实现更可靠的运动与作业能力。
面向未来，随着鱼类基因组解析与系统演化研究进一步深化，科学界有望在更精细尺度上还原关键性状的形成机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深海资源开发利用与海洋科技装备升级提供持续支撑。
鱼类研究不仅是对生物多样性的系统梳理，更是对生命演化历程的深度解读。
何舜平院士及其团队的研究工作，为人类重新认识自身在生命演化树中的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为仿生技术发展和极端环境探索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这些基础科学研究的价值，将在人类对自然界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