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保护与利用之间寻找更优平衡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极端气候影响加剧的背景下，世界自然遗产既是珍贵的自然“基因库”，也是观察生态治理成效的重要窗口；随着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数量和类型不断增加，遗产地面临的任务更为复杂：既要守住生态本底和突出普遍价值的底线，也要回应公众对生态体验、科普研学和高品质旅游的需求；既要推进跨区域生态系统整体保护，也要处理好社区发展、旅游承载与资源约束之间的关系。 原因：多类型遗产格局与人口活动叠加，治理需求更趋精细 报告显示，我国现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分布在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覆盖山岳、森林、草原、湖泊、湿地、沙漠、海岸带等多种生态系统，空间格局从东南沿海延伸至青藏高原和西北荒漠。类型多、分布广，意味着保护对象差异明显：有的以典型地貌和地质遗迹见长，有的以完整生态系统与珍稀物种栖息地为核心，有的兼具自然与文化的复合价值。同时，不少遗产地与城镇、交通通道、旅游热点相邻，游客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管理等因素交织，使保护治理从“管住”转向更强调精细化、长效化的“管好、管细”。 影响：制度供给增强与价值转化并进，带动区域绿色发展 从保护格局看，报告指出，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绝大多数位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依托自然保护地开展遗产保护，有助于保持生态系统完整性，也更便于形成清晰的管理边界和监管体系。制度层面，国家相继完善涉及的法律法规：国家公园法颁布实施，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完成修订，为遗产地保护管理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国家林草局出台《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各地结合实际制定配套制度，逐步形成国家统一指导、地方分级负责、遗产地具体落实的治理框架。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上，各遗产地在严守保护底线的前提下，探索生态文化旅游、自然教育与研学、林下经济等路径，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周边社区。实践显示，超过90%的遗产地在保护管理、巡护监测、讲解服务等岗位优先吸纳本地居民就业，增强了社区参与保护的动力。在旅游带动效应突出的地区，九寨沟、黄山、武陵源、南方喀斯特桂林片区等遗产地的旅游综合收入占当地GDP比重超过50%，对产业结构优化、公共服务改善和生态意识提升带动明显。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遗产地接待游客总量超过1.8亿人次，带动消费约1843亿元，旅游业在不少遗产地周边已成为支柱产业之一。 对策：以评估促提升，推进科学保护与规范利用 据介绍，国家林草局于2025年组织第三方对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成效开展首次全面系统评估。评估将更准确掌握遗产资源状况、保护管理水平与可持续发展现状，系统梳理成熟经验与薄弱环节，为完善政策工具、优化资金投向、提升监测能力和管理效能提供依据。 面向未来，遗产地保护管理需要更突出“系统治理”和“风险预案”。一是强化科学监测与数字化能力建设，完善生态系统完整性、关键物种、游客承载与环境影响的长期监测体系，提高对自然灾害、地质风险、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的预警与处置能力。二是深入理顺保护与经营边界，完善分区管控、容量管理、特许经营与收益反哺机制，推动旅游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门票依赖”转向综合服务与公共价值供给。三是深化社区共建共享，完善就业培训、生态补偿、公益岗位与绿色产业扶持政策，让社区成为遗产保护的参与者、受益者和长期守护者。四是加强跨区域协同，对跨省域生态系统和廊道类遗产地推进联防联治与数据共享，提升整体保护效能。 前景：在全球遗产治理中贡献中国经验 从1985年至今的实践表明，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正从“点状守护”走向“体系支撑”，从“单一管理”转向法治化、标准化、社会参与并重。随着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推进、法规制度持续完善、第三方评估逐步常态化，以及公众生态意识不断提升，我国有望在更高水平上实现遗产保护与区域绿色转型相互促进，为全球世界遗产保护提供更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
从1985年加入国际公约到如今以19项遗产总数位居全球前列，中国用四十年时间探索出一条具有本土特点的自然遗产保护路径。其关键不只是“守住”，更在于在严格保护前提下，让生态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动能，使山川湖泊的自然价值更直接地惠及公众生活。面向未来，在遗产地保护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能否深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拓宽生态价值实现渠道，将决定这条路径能否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