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当代语境中读懂“马”的文化密码 在中国历史叙事中，“马”既关乎疆域开拓、交通运输、礼制军政，也含有昂扬进取、勇毅坚韧的精神象征。近年来——随着文博热持续升温——公众对历史题材的兴趣不断提升，但对马文化的理解仍容易停留在“勇猛”“速度”等符号层面。如何借助文物叙事，将马文化所蕴含的制度文明、工艺水平与审美传统讲清楚、讲深刻，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现实课题。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吉祥物“骐骐”发布后受到欢迎，其灵感源自西周“盠”青铜驹尊，此选择恰为公众提供了以器物为线索重新进入马文化的入口。 原因——文物实证勾勒马文化从“国家能力”到“精神象征”的演变 考古与文献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较早驯化马的地区之一，在距今约4000年至3000年的多处遗址中均发现马骨遗存。文字层面，甲骨文“马”字的形态，已将昂首、四肢、鬃尾等特征纳入符号系统，反映马与早期社会生产生活的紧密关联。 以西周“盠”青铜驹尊为例，该器195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通高32厘米，是目前所知较早的驹形青铜器之一。驹尊为盛酒礼器，马腹中空、背部开口并配方盖，更重要的是器身颈胸及盖内铸有105字铭文，记载周王在“执驹礼”中赏赐“盠”两匹幼驹的情况。“执驹礼”体现出早期马匹管理与训练的制度化倾向，说明马不仅是动物资源，更进入礼制与治理体系，成为国家组织能力的一部分。 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为观察先秦车马制度与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材料。在“简读中国——中国出土简牍展”中，曾侯乙墓竹简所涉“车”“马”“乘”等内容，呈现当时对车马配置、使用与管理的细致记录。研究者指出，简牍中对马的命名多以毛色特征区分，如“骐”等称谓，折射出当时马匹分类与识别体系的成熟，也从侧面说明车马在礼仪、军旅与出行中的高频使用。 进入秦代，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以高超工艺和完整结构著称。其综合运用铸造、镶嵌、焊接、扣接与活铰等多种技术，体现统一王朝在标准化制造、工艺组织与资源调度上的能力。铜车马通体彩绘并饰以云纹、几何纹、夔龙纹等，色彩层次丰富，既展示皇家仪仗的威严，也折射出当时审美趣味与工艺水准的高峰。 唐代则将马的形象推向艺术表达的高点。昭陵六骏以高浮雕呈现六匹战马的不同姿态与遭遇，将写实精神、纪功叙事与书法刻石结合于一体，形成极具辨识度的艺术经典。六骏之所以长久打动人心，不仅在于造型生动，更在于其背后凝聚的国家记忆与尚武气象，体现一个时代对勇毅、忠诚与担当的价值认同。 影响——从博物馆到大众文化，马文化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 上述文物与记载共同说明：马文化并非单一审美符号，而是贯通制度、技术、艺术与社会心理的综合体。一上，它记录了古代交通体系、军事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演进；另一方面，也在长期传播中沉淀为面向民间的吉祥观念与精神寄托。今天，春晚吉祥物“骐骐”以“头戴当卢”等元素提炼古代车马文化符号，并赋予“突破自我、奋勇向前”的当代表达，正是传统意象在现代传播语境中的一次有效转译。它带动公众从“看热闹”走向“看门道”，从审美兴趣深入走向对历史文化内核的理解。 对策——以系统叙事提升传播效能，让文物“可读、可感、可用” 推动马文化更好走向大众，关键在于提升解释体系的完整性与公共服务的可达性：一是加强文物研究成果的通俗化转化，围绕驯化史、马政制度、车马工艺、艺术风格等主线形成可持续的展陈叙事；二是推进馆校协同与区域联动，结合出土文物、简牍文献与历史场景，开发课程、讲座与研学产品，让青少年在真实证据链中理解历史；三是鼓励以严谨史实为基础的文创表达，把“驹尊”“六骏”“铜车马”等典型形象转化为公众可亲近的文化产品，同时守住历史准确性与审美格调底线；四是用好数字化手段，通过多语种解说、沉浸式展示与高质量影像传播，扩大中华马文化的国际可见度与理解度。 前景——以文物为据、以时代为镜，传统意象将持续焕发新生命 从西周礼器铭文到秦汉车马制度，从盛唐石刻到当代大众文化产品，马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根本在于其同时承载了“国家叙事”和“个体情感”：既见证文明进程中的制度能力与技术创造，也寄托人们对奋发、进取与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预期，随着考古新发现不断推出、博物馆体系建设持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日益精细，马文化将以更丰富的表达方式进入社会生活，成为增强文化认同、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资源。
马的奔腾，不只回响在史书与展厅之间，也延续在一代代人对历史的理解与对未来的想象中。以文物为证、以研究为基、以创新为翼，才能让传统意象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既守住文明根脉的真实与厚重，也不断形成面向未来的文化表达与精神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