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探讨工人阶级历史的大趋势，变成历史学家能不能集体搞定的事。到了1970年代末，好几个大学和研究中心的学者开始动手扒拉过去没人讲过的故事，这时候个人的努力就显出分量了。比阿特丽斯·鲁伊斯·盖坦（Beatriz Ruiz Gaytán）就是带头的一个，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十九世纪研究劳动史的人，老爱把家政这块给忘了，特别是家里使唤丫头这一群体。虽然她这话挺在理，但她也承认，这方面缺少人亲口说的证词，想再深挖下去就很费劲。因为只有这些贴身记录——比如女佣自己写的条子——才能补上这些漏洞。无奈没有这些一手货，她最后也只能靠翻文献资料来凑数，实地考察几乎没有啥证据，就这么勉强把那些底层工人的样子给画出来了。尽管这样，用这种活生生的方法研究的还不多见。因为大众阶层的历史资料散得很，还得靠二手资料硬推，这在做研究的时候自然就成了没法绕开的硬骨头。不过就像历史学家想干的那样，证据再难找也不能慌，只要使劲挖、客观求证，咱们离看清墨西哥历史的真相也就不远了。 再说老传统里讲家政劳动的那些书，大多盯着主仆关系不放，特别爱举那些小说里的例子。很多文学作品里演的都是主仆特和谐的戏码，仆人们乐意当跟班听指挥，主子像爹妈一样呵护他们。这种美化的描绘根本没揭下面纱的真相——这帮下人真的能像小说里那样乖巧吗？难道他们心里就没点反抗或者不满？很明显，这种家长做派的权力关系底下藏着更复杂的社会文化套路，尤其是这套规则是怎么在殖民统治下变得更死的。 受西班牙法律和文化的影响，十九世纪家庭当社会单元的地位更稳了。家里的一把手成了权威的象征，不光管家里的事还兼着社会管理的活儿。干活的佣人尤其是仆人，就在这体系的最底层受着束缚。他们的活动主要是为了伺候好家主才存在的，连在街上溜达或是参与公共活动的自由都少得可怜。这套家长式的规矩给他们套上了紧箍咒，把行动范围卡死了，甚至让他们在公共场合都变得没啥存在感。 对于城里的仆人到底算不算政治主体，史学家之前也没怎么往深处琢磨过。虽说他们干活的地儿就在家里头，但他们对十九世纪墨西哥的社会和政治变动其实挺有话说的。事实上，这些人在政治上不发声不代表不关心政治。随着现代公民身份的观念慢慢成型，大家也开始盯着这些干活人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在社会架构里的作用看了。 通过扒拉一下十九世纪上半叶墨西哥的政治史资料，学者们慢慢把这个问题给请进了政治结构和社会变革的研究圈里来。看了这些分析你就能明白仆人群体到底算不算是政治身份的拥有者，以及他们在变革中可能会起多大作用。虽然这些劳动者真的没法去投票或者搞运动（受限制太死），但他们平时的生活和打交道的方式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