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未成年人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显示，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及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同比双降，为近五年来首次。
这一成果的取得，与司法机关强化源头治理、完善矫治机制密不可分。
然而，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仍面临复杂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吴梅芳调研发现，涉案未成年人多来自留守、单亲或重组家庭，家庭教育缺失成为犯罪诱因之一。
校园暴力、新业态监管漏洞等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全国政协委员聂鑫指出，校园欺凌处置标准模糊，导致学校惩戒力度不足；电竞酒店、剧本杀等新兴行业因法律定位不清，易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温床。
针对这些问题，代表委员提出分级干预与系统治理相结合的对策。
在家庭层面，建议推广督促监护令和家庭教育指导令，弥补监护短板；校园层面，需制定明确的欺凌认定与惩戒标准，强化学校管理责任。
对于新业态，全国人大代表杨蓉呼吁完善专项立法，严格身份核验，建立黑名单制度，从源头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分级矫治是代表委员关注的另一重点。
聂鑫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纳入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将适用非羁押措施、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纳入矫治范围，推动专门学校程序规范化。
全国人大代表栾俊分享了山东“劳动代偿+亲情修复”实践经验，强调对轻微罪错未成年人以教育为主，对严重暴力犯罪则需完善追诉机制，实现宽严相济。
协同治理是巩固成果的关键。
代表委员建议整合司法、教育、心理、社工等资源，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压实网络平台与重点场所责任，推动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制度落实。
全国政协委员马珺表示，只有通过精细化分级干预和多方协同，才能实现“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目标。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既是对法律尺度的考验，更是对社会温度与治理能力的检验。
“双下降”释放了向好信号，但更重要的是把阶段性成果固化为制度性成效。
唯有在源头预防上更主动、在分级矫治上更精准、在协同共治上更有力，才能让更多孩子远离违法犯罪的边缘，让公平正义与关怀保护在每一次具体处置中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