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桐庐，大伙儿首先会想起它是元代画坛大师黄公望的终老之地。虽然大家都知道有幅《富春山居图》特别有名，但这“富春”到底指的是哪儿，后来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好多人直接把它当成了现在的富阳区。其实要弄清这个事儿，还得去翻翻万历六年（1578年）杨守仁修、吕昌期纂的那本《严州府志》，这可是离黄公望那个年代没多远的一手史料，再加上宋代《严陵志》相互佐证，就能把历史原貌给捋清楚了。 这位大痴道人晚年就是在桐庐归隐的，先在县城西边的小山上住着，到了八十六岁才走了。这跟桐庐这地方的文化根子可是深扎在一起的。秦始皇那会儿置富春县的时候，桐庐就在这县里头呢。后来三国吴黄武四年，孙权把富春县的桐溪乡划出来设了桐庐县，虽然是独立成了一个县，“富春”这词儿早就成了覆盖整个富春江流域的大概念，深深印在这片山水里头了——这地方留着孙权他爹孙钟种瓜的记忆，看着富春孙氏家族怎么发迹的，还有多少隐逸文人的文脉都沉淀在这儿。 府志上写得清清楚楚：“富春山在县西三十里，又叫严陵山。汉朝时候严光就在这儿隐居。”这严光就是大伙儿常说的严子陵嘛，山下还有滩叫严陵濑呢。这片山水藏着千年高士的风骨，正是黄公望晚年最想去的地方。他在《秋山招隐图》的题跋里就说过：“这里是富春山的另一条路，我以前就在中间盖了个堂屋。”这个题跋被《式古堂书画汇考》记录下来了，足以证明他嘴里的“富春山”绝对不是现在的富阳那座山，而是桐庐境内的严陵山——那个文人心里头的精神地标。 再看看他在桐庐定居的路线图就更明白了。府志说了他“住富春山，后来搬到了桐庐县西的小山上，八十六岁走的”，一个字都没改动过。要想找着“县西小山”到底在哪儿，还得搞清楚元代桐庐县城治在哪儿。唐代贞观二十年的时候县治在旧县街道待了一阵子，但开元二十六年就迁到了分水江跟富春江交汇的桐江口了，这地方从唐到元一直没变。所以“县西小山”的基准不能是旧县街道的老县衙，得看元代桐江口那座衙门。 顺着地理实情和生活道理去推一下就能想明白，“县西小山”的核心地段应该在圆通寺还有它周边的舞象山脚底下。民国《桐庐县志》上讲圆通寺就在“县西三里舞象山麓”，正好是元代县衙西边的郊区边上。这既符合“县西”的方向指向，离县城又只有三里地这么近，而且因为是低矮的丘陵地带，正好能满足“小山”那种离城又不高的地貌特征，跟三十里外那座高高耸立的富春山形成了明显的远近对比。 更关键的是这种推测能从生活过日子的角度给黄公望晚年的状态找个最合理的说法。到了八九十岁又没了官俸的老人家过日子离不开吃饭的家伙事啊。圆通寺作为唐到元都很重要的佛门圣地香火一直很旺信众很多呢。那个时候寺院周围本来就是算卦相面的人扎堆儿的地方——黄公望晚年信道教又懂周易卜算，他在这儿搭个窝棚住着，既能借着寺院的人气聚拢客源靠算卦过日子，又能保持隐士那种远离尘世的感觉，实现“离城不远又不吵闹”的隐居愿望。 这种既接地气又有精神头儿的生活选择让“县西小山”不再是个虚头巴脑的地理概念了。这地方的山水不光让黄公望晚年有了饭吃还催生出他艺术创作的高峰呢。他是赵孟頫的徒弟和寓居桐庐的书法家俞和是好朋友两人在一起吟诗作对沉浸在桐江山水的灵秀里头还跟杨维桢张雨这些文人雅士坐船泛舟江上吹笛子唱歌把那种自由自在的劲儿全画到了纸上。 送朋友邵亨贞的那幅《富春大岭图》就是用桐庐的实景画的：画里的山连着山有人说是在旧县村一带现在的桐君街道西郊也算是富春山的余脉烟云缭绕好像就是桐江早晨的雾。“富春”这两个字不光是在致敬老的富春文化圈还借着严子陵隐居的故事来抒发对桐庐山水的感情早就不只是行政区划的界限了成了承载精神追求的文化符号了。 黄公望在桐庐的日子就是跟山水聊聊天更是一次心灵的彻底回归他在江边吸收自然的灵气在圆通寺旁边磨炼画画的心性把这辈子的感悟都融进了《写山水诀》里“先想好了再动笔”的创作想法里用“富春”这个雅致的词儿把桐庐的实景全给包起来了既显出流域文化的大气也精准地画出了桐江山川本来的样子。 八十六岁的时候他就在县西小山的家里头安安静静地走了把自己的命交给了这片让他心心念念的土地。后来大家把“富春”搞错了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行政划分变了严州府志里的详细记载元代县城的清晰沿革加上生活道理的合理推演终于把历史真相给找回来了黄公望在桐庐隐居终老不光是个在哪儿住的问题更是一段山水跟心灵互相成全的美谈。 现在看看桐江边上的圆通寺香火还很旺严陵山的样子也还是老样子富春江的水一直在流着好像还能看见那位白头发的老画家拿着笔在晨光暮色里画画或者坐在寺前的台阶上给人算命把桐庐的山水精神跟人间烟火气永远留在了传世的画卷里头而这种“山水跟心灵共生”的隐逸传统因为有了这片土地的滋养过了千年还在闪闪发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