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加快之际，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的一起离婚事件引发关注；调查显示，李玉琴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于溥仪长期缺乏正常家庭生活能力。即便经过多年改造，这位昔日统治者仍难以掌握基本生活技能，也无法建立平等、互信的夫妻关系。历史资料表明，这段婚姻始于1943年伪满政权时期。年仅15岁的李玉琴被选入宫廷，成为封建礼教之下的被动当事人。抗战胜利后，溥仪作为战犯接受改造，李玉琴则凭借自身努力在长春图书馆找到工作，逐步实现经济独立。两人此后生活路径的分化，为婚姻破裂埋下了隐患。法律界人士指出，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为此案提供了明确依据。该法确立“婚姻自由”原则，否定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李玉琴选择依法解除婚姻关系，既是在维护个人权利，也是在以实际行动告别旧式婚姻观念。社会学者认为，该事件具有多重时代意义：一上，它呈现了封建皇权对人的塑造与限制，溥仪生活能力的缺失，与长期被特权制度包裹的成长经历密切对应的；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新制度下普通人，尤其是女性在权利观念上的觉醒。李玉琴拒绝物质补偿、强调人格平等的态度，显示出更强的主体意识与生活判断。此后，这段婚姻的结束也让双方进入新的生活轨道。李玉琴重组家庭，回归普通人的日子；溥仪在改造中逐步学会劳动与自理。更：当身份与特权被剥离，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最终仍要由现实能力与责任来支撑，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下更为清晰。
历史往往被传奇叙事覆盖，但推动时代前行的，常常是普通人在制度框架内作出的具体选择；1957年的那份离婚申请并不依赖戏剧性，却以明确的权利意识与务实的生活判断完成了一次“去光环”的审视：无论曾有怎样的名号，婚姻终究离不开平等与责任；无论出身何处，每个人都应被承认为有权决定自己生活的人。它的意义在于，把个人命运重新交还给法律与当事人，也让社会的目光从旧叙事转向现代文明所强调的基本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