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城乡差距持续存在，农村儿童早期发展面临多重挑战 当前，我国城乡儿童早期发展水平仍有明显差距。在不少农村地区，青壮年外出务工较多，祖辈成为主要照护者，“隔代养育”较为普遍。由于看护人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科学育儿知识难以有效传递，农村5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迟缓比例仍处于较高水平。 贺丹委员指出，0至3岁是儿童生理发育、认知发展和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阶段。此时期的照护质量不仅影响个体成长，也关系到人口素质提升和经济社会长期发展。 二、原因：政策红利集中于城市，农村托育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对应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建设。但在落实过程中，相关服务更多集中在城市。受收入水平、送托意愿等因素影响，农村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释放不足；同时，农村托育机构布局稀少、运营成本较高，导致多数家庭难以从现有体系中获得支持。 此外，入户指导项目在推广中也面临约束。西部农村村落分散、交通不便，指导人员培训成本高、流失率高；村干部、村医、妇女干部等体制内力量参与缺乏稳定机制；不少项目未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资金多依赖社会筹资，来源不稳，持续推进存在风险。 三、影响：差距若持续扩大，将对人口质量与社会公平产生深远影响 儿童早期发展不均衡，反映的是更深层的公平问题。如果城乡儿童在起点上的差距长期得不到改善，可能在教育、健康、就业等形成累积性不平等，进而影响农村人口整体素质提升，并对乡村振兴推进形成制约。贺丹委员提醒，不同地区儿童早期发展差距仍有扩大的风险，需要高度关注。 四、对策：推动入户指导制度化，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合力 为此，贺丹委员提出系统性建议。 在政策层面，建议将农村地区婴幼儿照护指导项目纳入“十五五”时期人口发展专项规划，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任务推进。有条件的地区可将“入户指导”作为常态化制度安排，纳入乡村振兴建设内容。 在资源整合层面，建议依托县、乡、村三级妇幼健康与基层卫生服务体系，整合卫健、教育、妇联等部门资源，形成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确保科学育儿指导真正进村入户、覆盖到人。同时，支持有经验的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参与实施，优先招募本地女性担任入户指导员，既便于建立信任，也有助于带动就业。 在服务规范层面，建议完善培训标准和薪酬保障，明确服务内容与频次。参考试点经验，每名家访员负责约10名儿童的定期家访，每周为每名儿童及主要看护人提供约1小时综合家访，内容包括科学喂养、亲子阅读、益智游戏、早期语言启蒙等。每个项目地区配备专职总督导，负责项目管理、人员培训与质量督导。 在成本效益层面，结合试点数据，每名儿童每年入户指导费用约2000至3000元，明显低于在人口分散地区新建并长期维持托育机构的成本，投入产出更具优势。贺丹委员建议，在贵州毕节、青海海东等已有经验基础上扩大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五、前景：投资于人，为儿童早期发展奠定公平基础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结合起来。将农村婴幼儿照护指导纳入国家人口发展专项规划，正是对这一理念的落实。随着政策逐步推进，西部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支持体系有望深入完善，城乡儿童在成长起点上的差距也将逐步缩小。
儿童早期发展既关乎民生，也关乎长远发展。把专业服务送到农村家庭，把科学育儿方法送到主要看护人手中，关键在于制度化供给和稳定保障。面向“十五五”，通过入户指导带动资源整合、用服务标准提升质量、以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差距，才能让更多农村孩子在生命最初的关键阶段获得更公平、更有效的支持，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