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中年农民，生活在中国的四川璧山，当时还只是个普通的农民。他对着粪池发呆，眼神空洞又深邃，吸引住了罗中立。罗中立觉得应该给这些农民些声音。罗中立把他这个题材画了三次才定稿。罗中立一开始想画守粪的农民，后来又觉得画巴山老赤卫队员更合适。最后他选择了画他自己的父亲，并且给这幅画取了个《父亲》的名字。这个名字让画里的田间地头显得更加有历史感。1980年，这幅160×200厘米的巨幅油画在全国青年美展上拿下了一等奖，成为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这幅画在展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农民左耳上的圆珠笔。有批评家说这是政治符号，罗中立就把这支笔添上了，为了把农民现在的状态留在历史中。有一次罗中立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留学时去卢浮宫临摹大师作品。他在卢浮宫听到了一句让他印象深刻的话：如果有一个人大声喧哗而其他人却视而不见，那这个人一定是美国人。这句话唤醒了他，让他明白了当代艺术不是简单复制现实，而是要和现实对话。回到中国后，他开始用表现主义的方式重新描绘乡土生活。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画家队伍。罗中立觉得这些画家们还在学习别人的语言，就像当年西方人学习中国书法一样。现在中国艺术发展迅速，题材和表现形式都在不断变化着：有人把农民画成抽象色块，有人用装置艺术让他们“复活”，还有人继续用写实手法记录他们的皱纹和眼神。《父亲》这幅画现在左耳上的圆珠笔已经褪色了，但那双眼睛依然注视着观众。它提醒我们中国农民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依然在呼吸着的生命；艺术不是封存历史，而是让历史继续发声。罗中立用一支笔和一张脸完成了跨越三十年的对话——这个对话还在继续，因为那个粪池边的中年农民还在等待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