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聊聊清朝那个叫王茂荫的人吧。他1798年生在安徽歙县一个徽商家里，字子怀。小时候记性特好，天天背着四书五经去私塾，考上县城的紫阳书院以后，跟同学们一起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道光十年的时候，父亲让他去潞河帮着管茶庄，结果第二年他心一横不干了，改考科举，先是中了举，接着成了进士，进了户部上班。 虽然是个读书人出身，但在户部混了十五年也没混出个名堂，一直就是个“主事”或者“行走”。直到五十岁才好不容易升到员外郎。后来官运倒是不错，一路往上爬：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 道光、咸丰、同治这三朝更替，他自己一个人在北京会馆里住着，两袖清风，谁都知道他是个敢说话的官。 1851年太平天国闹起来了，清政府的钱袋子一下子见底。咸丰元年九月，当时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的位置上递了个折子《条议钞法折》，提了个主意：发行点能兑换的纸票，给缺金银用的地方补补漏就行。纸票不能完全把金属钱给顶了；发多少得有个定数，没个定数发太多就不值钱了；政府必须得保证随时能换成银子或金子，让纸票变成有实际价值的符号。 他这一套方案很快就被上头看上了，他自己也因此被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不过后来这事儿还是黄了，因为他那是要防着政府乱搜刮老百姓，跟皇帝的想法正好拧着。 到了咸丰三年，清政府干脆发了两种不兑现的纸票——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还铸了当百、当千的大钱。结果北京物价一天三变，大家都开始叫这种票子“吵票”。眼看情况越来越糟，咸丰四年三月初五，王茂荫又递了个折子《再议钞法折》。 这回他的话很直接：赶紧把那两种不能兑的票子改回来变成能兑的，而且坚决不让再铸大钱。他还说：“朝廷能定钱的价，但定不了物价的价。钱印得再多值一千文，老百姓也不会拿它当一百文用；可要是物价涨到一百文，老百姓照样可以拿一千文买东西。” 这一番话把咸丰给气坏了，骂他是被商人收买的，降旨狠狠地申饬了他一通。后来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看到这段材料（这些话是德国人卡·阿伯尔、弗·阿·梅克伦堡把帝俄驻京使节翻译的书节译出来的），就在第一卷第三章的注释里提到了王茂荫，说他主张把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陈启修最先把《资本论》翻成中文的时候，把“wan-mao-in”翻译成了“万卯寅”。后来崔敬伯、侯外庐、郭沫若、吴晗这些人都来考证过，才把这个“万卯寅”给扒出来原来就是安徽歙县的王茂荫。这才把这段尘封的历史给翻出来。 看看王茂荫反复强调的那几点——限额发行、能随时换成真金白银、盯住金属本位——听起来老掉牙了吧？其实正好戳中了现代货币发行的命门。现在的纸币都是没有金银作底子的信用货币，如果不看住这一点就会变成废纸；不管多先进的数字货币也得遵守这个铁律——必须回到能兑换成实物或者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硬约束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