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一生都在搞宋代的新礼学，他信“礼”和“理”是连在一起的，得靠“义”来帮忙。“以义起礼”成了他改旧礼的原则，先看天理，再顺着人情，最后核对仪数。这套做法不光让宋礼有了活力，也给后人留了个理性的模板。郑玄注《仪礼·内则》时讲未成年人要佩香囊是为了怕体臭冒犯父母，朱熹接着说这是敬亲的心意，这就是“缘人情”。他解释《尚书·皋陶谟》“天秩有礼”时提到“五典”“五礼”是天定的规矩，圣人只是把它推出来罢了。后来弟子郭子从写信说丧服“殊裳”看着怪，朱熹回信说要是考证清楚改了当然好，要是觉得难就随俗也行。朱熹把“以义起”用到丧服上，也是让它随时代变化。《礼记·礼器》讲“礼，时为大”，朱熹把这句话当成宝贝，认为礼不是死的石头而是活的水流。《礼记·乐记》说礼是合情又好看的事，朱熹认同这一点。他觉得丧礼三年不是惩罚而是情感变化的过程。像兄弟在外地去世要多加一级服制，是因为顾念亲人的哀伤。《郊特牲》里说义理难知道器数好把握，朱熹就引用这话警告学者别丢了器数。唐宋后深衣快失传了，他照着《书仪》重新订出制度，自己还穿着深衣去家庙拜祭。当今天我们讲“现代新礼学”，可以回到宋代朱熹的现场，先立义再察人情最后守住器数。这样传统就能走进现在的生活成了大家的精神常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