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进程与地缘政治交织的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已成为影响各国经济稳定的关键变量。
1月9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上，西京研究院院长赵建基于“冲击-响应”理论模型，系统分析了当前宏观金融形势的演变逻辑。
问题：资本流动失衡加剧市场波动 赵建指出，2020年至今，全球资本流动经历多轮剧烈调整。
疫情初期，中国供应链韧性吸引国际资本集中流入，推动出口份额显著提升；而2021年国内房地产“三条红线”政策与2022年美联储激进加息形成叠加效应，导致人民币利差优势逆转，资本外流压力骤增。
数据显示，中国权益资产中的长期资金占比持续低于6%，反映出外资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
原因：多重冲击重塑经济逻辑 “传统周期理论已难以解释当前经济现象。
”赵建认为，疫情、货币政策分化及技术革命等结构性冲击，打破了经典经济学模型的预测框架。
例如，美国在就业数据疲软背景下仍维持经济繁荣，中国则面临通胀与通缩压力并存的特殊局面。
这些现象需通过“冲击-响应”模型动态解析——该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提出，强调突发事件对经济系统的持续影响。
影响：房地产领域成政策焦点 研讨会上，赵建特别提及1月初《求是》杂志发表的《改善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一文，认为此举释放了明确的政策调整信号。
“类似2014年‘9·30’新政的阶段性措施可能正在酝酿。
”他分析称，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修复与风险化解，将成为平衡资本流动的关键抓手。
对策：在弹性与稳定间寻求平衡 针对资本流动管理，赵建提出“动态平衡”策略：过度限制流出可能抑制外资流入意愿，而放任风险则易引发市场恐慌。
他建议通过结构性工具提升政策透明度，例如完善外汇市场干预机制、优化房企融资支持政策，以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长期配置信心。
前景：2026年前风险整体可控 基于模型推演，赵建预测2026年前中国资本大规模外流风险较低，但需警惕短期政策摇摆对市场预期的干扰。
“美元降息周期与中国资产重估政策的协同效应，将为资本再平衡创造窗口期。
”他同时提醒，全球经济“碎片化”趋势可能加剧跨境资本流动的博弈性特征。
跨境资本流动的每一次“急转弯”，都映射着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结构调整的共同作用。
越是处在转型爬坡的关键期，越需要以更稳定、更可预期的政策框架守住风险底线，同时以更高质量的改革举措提升市场弹性与信心。
把稳房地产这一重要预期锚点，促进长期资金形成良性循环，将为宏观经济在复杂环境中实现稳中有进提供更坚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