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建立劳动法律监督协同机制 "一函两书"制度为劳动者权益保障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随着就业形态多元化和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关系呈现更强的灵活性与复杂性,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新的挑战。

全国总工会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发布2025年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典型案例,旨在通过制度化、协同化的监督方式,推动用人单位依法用工、主管部门依法监管、劳动者权益得到更及时有效的救济。

从制度建设看,全国31个省(区、市)总工会已与同级法院、检察院建立“一函两书”协同协作机制,释放出以法治方式织密保障网络的明确信号。

一是问题更集中,权益风险呈现“新旧叠加”。

典型案例反映,劳动者权益受损点正从传统欠薪、超时劳动等,向平台算法规则、派费结算、工伤保障覆盖等更隐蔽、更结构化的领域延伸。

以快递、即时配送等新就业形态为代表,部分平台企业或关联经营主体在时限设定、费用分配、提现程序等方面存在不透明、不合理情形,影响劳动报酬、公平交易与职业安全等核心权益。

与此同时,超龄劳动者规模扩大带来新的救济难题,特别是工伤保险待遇认定、仲裁受理条件等环节易出现“能工作但难维权”的现实困境。

二是原因更复杂,治理难点在于关系不清与责任分散。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与平台、加盟商、外包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多样,导致权利义务边界不够清晰;工作任务碎片化、管理规则平台化,也使证据链条更易断裂。

部分劳动者缺乏留存证据意识与能力,遇到纠纷后往往面临举证难、成本高、周期长。

对监管部门而言,跨区域、跨主体的经营模式增加了执法取证与协同监管难度。

对于超龄劳动者而言,既有制度主要围绕法定退休年龄建立,现实中“继续就业”的需求增长,使得工伤待遇、社会保险衔接等问题更需通过司法与行政协同探索可复制的解决路径。

三是影响更广泛,既关乎民生底线也关系产业生态。

权益保障不到位,不仅会直接影响劳动者收入预期与职业安全感,还可能引发行业内部“劣币驱逐良币”,造成企业合规成本被不当压缩,最终损害行业长期竞争力与社会稳定预期。

以快递物流等高强度行业为例,派费分配与结算机制若长期不透明,将加剧从业者流动、降低服务质量,并可能诱发更高的安全风险与社会治理成本。

超龄劳动者维权难则会影响其继续就业的信心,也可能扩大家庭负担和社会保障压力,进而影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成效。

四是对策更聚焦,“一函两书”体现前置提醒与协同纠偏的制度优势。

“一函两书”即《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强调以工会监督为牵引,通过提示、意见和建议推动用人单位整改、推动主管部门履职,并与检察建议、支持起诉等司法检察手段形成联动。

此次发布的案例显示,工会提供线索、检察机关依法发出检察建议或支持起诉、行政机关开展排查整治、企业通过协商完善规则,能够形成闭环治理。

在新就业形态治理中,上海青浦的案例具有代表性。

当地快递物流企业集聚,从业人员规模较大。

针对部分企业存在配送时限设定不合理、派费抽成比例不透明、提现程序复杂等问题,工会移送线索后,检察机关向人社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开展听证、约谈和专项排查,并促成企业通过协商完善平台算法和劳动规则,建立派费直达等机制优化结算流程,提升快递员派费收入提现比例,覆盖面扩大至行业较大群体。

这表明,在平台经济场景中,规则透明、结算可追溯、协商机制常态化,是减少纠纷、稳定预期的重要抓手。

在超龄劳动者保障方面,浙江桐庐案例为破解“个体维权局限”提供了样本。

超龄劳动者张某某工伤后因程序与主体问题在仲裁环节受阻,工会在与法院交流中发现线索后,通过与检察机关的线索移送机制推动介入,劳动者同步申请支持起诉。

检察机关认定其属于提起诉讼确有困难群体,依法支持起诉,最终法院判决支持其工伤保险待遇请求。

该案例显示,针对证据能力弱、维权成本高的劳动者群体,工会代表性介入与检察支持起诉相结合,有助于打通救济渠道、提升权利实现效率,也为同类案件的裁判尺度与程序路径提供参考。

五是前景更明确,制度化协同将成为劳动治理的重要方向。

随着新业态持续扩张、劳动关系持续演化,单一部门、单一手段难以覆盖全部风险点。

以“一函两书”为纽带的协同机制,既能在纠纷扩大前推动整改,也能在进入司法程序时提供更顺畅的救济通道。

下一步,需要在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其一,推动平台规则公开透明与协商机制常态化,强化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职业安全、工伤保障等关键领域的底线要求;其二,完善超龄劳动者等特殊群体的权益认定与救济衔接,明确责任边界,减少程序性梗阻;其三,提升线索发现、移送、处置的标准化水平,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促进劳动关系更加和谐稳定。

从十大典型案例可以看出,"一函两书"制度正在织就一张多方协同的劳动保障网络。

这种将工会监督、行政监管与司法救济有机衔接的创新实践,不仅为解决当前劳动领域突出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案,更为构建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劳动治理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随着制度效能的持续释放,我国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有望实现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