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沿海开放城市到内陆新兴经济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已成为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表述。多地推出“扫码入企”“首违不罚”等举措，市场主体准入便利度有所提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12.6%，显示政策带动效应正释放。 然而在落地过程中，一些深层矛盾逐步显现。东部某省制造业企业反映，招商时承诺的税收优惠因领导更替迟迟未兑现；中部某市一家餐饮连锁企业一年内接受各类检查达23次，明显高于法定频次。这些现象折射出政策执行的三上短板：一是部分地方仍存“运动式治理”思维，把营商环境等同于会议数量、文件厚度；二是部门协同不足、监管标准不统一，推高企业合规成本；三是评价体系偏重行政指标，企业的真实感受被弱化。 这种矛盾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一方面，GDP考核压力下，部分地区将营商环境优化包装成“政绩工程”，追求短期数据好看。另一上，基层执法仍存在“以罚代管”的惯性，有市场监管部门坦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数量仍是上级考核的重要指标。”更需要警惕的是，个别领域权力边界不清晰，例如某省环保督察中出现的“一律关停”式执法，直接压缩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涉及的问题已经引发连锁反应。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调研显示，超过四成企业将“政策不确定性”视为经营主要风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指出，政策波动会影响企业对投资回报周期的测算，进而抑制研发投入。这不仅削弱市场信心，也可能导致优质外资项目流失——欧盟商会2022年报告称，27%的欧企因“监管环境不可预测”考虑调整在华投资布局。 破解困局需要系统性改革。首先，应建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政策制定机制，可借鉴深圳“营商环境体验官”制度，引入第三方机构定期评估政策实效。其次，推进监管标准化，例如上海推行“综合监管一件事”改革，将15个部门300余项检查事项压缩80%。更关键的是完善法治保障。近期国务院通过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草案，首次明确“政府违约失信需承担赔偿责任”，传递出强化契约精神的明确信号。 多位专家建议，下一步改革可从三个方向深化：一是建立跨周期的政策稳定性评估机制，减少“新官不理旧账”；二是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监管，逐步替代“人海战术”式检查；三是在自贸试验区试点“企业安静期”制度，明确除安全、环保等特殊情形外，每月前20天原则上不开展行政检查。
营商环境优化是一项长期工程；各地应减少急功近利的做法，把企业获得感作为衡量标准，以政策稳定性为基础、以实际效果为导向，持续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稳固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