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清朝覆灭后，北洋政府接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列强环伺的局面。外蒙古沙俄长期渗透下，于1912年宣布脱离中央政府管辖。北洋政府虽不予承认，但因国力孱弱、军阀割据，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与沙俄、外蒙古签订《中俄蒙协约》，以“自治”名义暂时维持名义上的主权。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沙俄政权崩溃，苏俄政权自顾不暇，对外蒙古的控制力迅速下降。此外，日本势力开始向该地区渗透，企图将其纳入势力范围。面对这个机遇，时任北洋政府实权人物段祺瑞决定派遣心腹大将徐树铮率八千余西北边防军北上。1919年10月，徐树铮部队从张家口出发，以边防演习为名进军库伦。凭借装备优势和果断行动，部队在不到一个月内解除当地武装，驱逐日本势力。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王公正式递交取消自治请愿书，重新接受中央政府管辖。这一成果在当时引发全国欢腾，徐树铮也因此获得“再造共和”的赞誉。收复后，徐树铮推动外蒙古治理，设立办事公署、兴办教育、发展农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试图将这片草原真正纳入国家版图。然而，这些努力很快因北洋政府内部矛盾而中断。1920年7月，皖系与直系军阀爆发直皖战争，作为皖系核心人物的徐树铮被迫率主力回京参战。驻守外蒙古兵力锐减至两千余人，分散驻防于广阔地域，防御力量严重不足。这一部署失误为后续失守埋下伏笔。兵力空虚给外部势力留下可乘之机。被苏俄红军击败的白俄残部趁虚而入，占领库伦，中国守军被迫退守。1921年，苏俄红军以追击白俄为名进入外蒙古，随后扶植当地势力再次宣布脱离中国。此时北洋政府深陷军阀混战，直系与奉系又起冲突，无力组织有效反制，只能在外交层面表示不予承认，缺乏实质行动。这段仅维持一年零八个月的收复历程，暴露出旧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上的深层困境。首先是政治分裂，各派军阀争权夺利，将国家利益置于派系利益之下；其次是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支撑长期的边疆治理和军事驻防；再次是外交受制于列强，缺乏足够的国际话语权和战略回旋空间。历史学者指出，外蒙古得而复失的根本原因于国家综合实力不足。一个政权若不能实现内部统一、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即便短期收复失地，也难以长久维持。徐树铮个人的军事才能与治理努力，无法弥补国家体制的根本缺陷。这段历史也反映出边疆治理的复杂性。仅靠军事手段收复并不够，还需要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发展当地经济、争取民心认同，更需要中央政府有足够资源投入和持续关注。北洋政府在这些上力不从心，最终导致收复成果付诸东流。
外蒙古短暂收回而后再度失守，是近代中国边疆治理的一个缩影。它提醒人们，主权维护不仅需要一时军事行动，更取决于长期的制度建设、政局稳定与综合国力支撑。历史的波折昭示，国家统一的根基在于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与各方力量的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