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3年，紫禁城西头的左神策军营里，突然响起了凿石头的声音。这是一块《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由翰林学士崔铉写的，集贤院的柳公权刻的字。唐武宗把这个大活儿交给他们，是想借巡视军营的机会，跟掌管禁军的宦官搞好关系。碑上记了些国家大事，比如回纥汗国被灭了，还有安辑没斯投降了。这块碑特别讲究，“柳体”那种有筋骨又平稳的劲儿在上面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拓出来的纸和真石头简直没两样，后来的人都拿它当范本临摹、研究。 唐武宗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想修复跟神策军的关系。从德宗那会儿起，宦官掌着禁军大权，皇帝就像傀儡一样。文宗搞了个“甘露之变”想除掉宦官，结果失败了，被仇士良他们软禁在长安少阳院里。李炎为了表现自己的圣德，决定亲自去左神策军营看看。仇士良趁机上书请求立块碑来歌颂皇帝的功德，“神策军碑”就是这么来的。这石头成了皇权和军权和好的象征。 按理说新立的碑拓本得赏赐给大臣们，可这块碑流传得特别窄。唐末乱套以后，那块原石就没了踪影。北宋的赵明诚在《金石录》里记着两册拓本，这成了后来辨认真迹的唯一标准。大家想想看，如果李清照和赵明诚在灯下把玩这拓本，该是一幅多么悠闲自得的画面啊？可惜后来发生了靖康之难，赵氏的藏书没剩下多少。 现在存世的这个孤本首页盖着“秋壑图书”的印章，末页有个“封”字印，说明南宋权臣贾似道曾经收藏过它。贾家败落后归了南宋朝廷；元朝灭了南宋又归了翰林国史院；明朝洪武六年又被收进内库；后来又赐给了晋王朱棡；明末的时候到了大收藏家孙承泽手里；清初又经过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介祺这些人的收藏。 到了民国初年，这个拓本归了南方的陈澄中。1949年陈氏夫妇去香港定居的时候打算把书卖掉，日本人也盯上了它。文化部文物局听说后让郑振铎带着人通过香港《大公报》找徐伯郊商量买下来。最后他们花重金买下了“郇斋”的那些善本，其中就有《神策军碑》。1965年这批古籍全都放进了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终于让这个稀世孤本在华夏书库里好好睡了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