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围手术期抗菌药物“该不该用、怎么用、用多久”仍是临床管理中的高频难点。实践中，一些医疗机构存在预防用药指征把握不严、用药时机偏差、疗程延长甚至多药联合等情况。此类做法不仅可能削弱预防效果，还会抬升耐药菌产生与院内传播风险，增加药物不良反应与医疗费用，影响医疗质量安全。 原因——一是手术部位感染防控压力客观存在。手术切口暴露、组织损伤、异物植入等因素均可提高感染风险，尤其在手术范围大、时间长、污染机会增加的情况下，临床倾向“宁多勿少”。二是切口类型与风险评估未充分落实。清洁、清洁-污染、污染及污秽-感染切口的微生物负荷与感染概率差异明显，但在一些场景中仍被简单化处理，导致清洁手术被“常规预防”，而该强化的环节反而未做到精准。三是对药物选择与耐药形势认识不足。部分科室在预防环节使用广谱药物或不必要联合，甚至偏好氟喹诺酮类等耐药压力较大的品种，造成“以强代准”。四是围术期流程协同不够。麻醉、手术与用药执行若衔接不紧密，容易出现给药过早或过晚，导致切口暴露时组织药物浓度不达标，从而影响预防效果。 影响——预防用药不规范带来的首要后果是防控效率下降。预防的关键在于切口暴露时达到有效组织浓度，时机不当会使“用了药却不防感染”。其次是耐药风险累积。预防用药时间过长、广谱药物使用增多，会增加耐药菌选择压力，反而提高后续感染治疗难度。再次是用药安全与经济负担上升，包括药物对应的不良反应、肠道菌群破坏、艰难梭菌相关腹泻风险增加等，并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检查、处置与住院成本。对医院层面而言，抗菌药物管理指标、处方点评与质量控制也会承受更大压力。 对策——围绕“分级、选药、时机、疗程”四个关口，建立可操作、可追溯的规范体系。 第一，落实按切口类型分级管理与风险评估。清洁手术（I类切口）通常不需常规预防用药，仅在手术范围大、时长较长、涉及重要脏器且感染后果严重、存在异物植入，以及患者合并高龄、糖尿病、免疫功能低下、营养不良等高危因素时再综合评估使用。清洁-污染手术（II类切口）由于手术区域存在大量寄殖菌群并可能污染切口，应作为常规预防用药重点，常见于呼吸道、消化道、泌尿生殖道相关手术及经上述器官的手术操作。污染手术（III类切口）已存在明显污染，应通过规范预防用药控制感染扩散风险。污秽-感染（IV类）则属于治疗性用药范畴，需按感染治疗原则制定方案，避免与“预防”概念混淆。 第二，优化预防用药品种选择，突出循证与窄谱原则。优先选用证据充分的一、二代头孢菌素，如头孢唑啉、头孢呋辛等，强调单药预防为主，减少不必要联合。对头孢过敏者可依据靶向菌群特点选择替代方案，例如针对革兰阳性菌可选克林霉素，针对革兰阴性杆菌可选氨曲南、磷霉素或氨基糖苷类等。此外，不应将广谱抗菌药物作为围手术期常规预防用药，更需严格控制氟喹诺酮类在预防场景的使用，结合部分地区大肠埃希菌对该类药物耐药率较高的现实，避免以“方便”换取长期耐药代价。 第三，把准给药时机，实现“切口暴露时达标浓度”。常规药物原则上在手术开始前0.5—1小时内完成给药；如使用需要较长时间滴注的药物，应提前1—2小时开始，以保证关键时间点的组织浓度覆盖。对手术时间超过3小时或超过所用药物半衰期2倍以上，以及成人术中失血量超过1500毫升等情况，应按规范进行术中追加一次，避免浓度窗口期造成防控漏洞。 第四，严格控制疗程，防止“越用越久”。清洁手术的预防用药一般不超过24小时，心脏等特殊手术可视情况延长至48小时。清洁-污染手术和污染手术预防用药通常控制在24小时内，必要时可延长至48小时。应明确，过度延长并不会继续提高预防效果，反而会增加耐药菌感染机会与不良反应发生率。医院可通过围术期医嘱模板、信息化拦截、抗菌药物分级授权、药师前置审核与术后点评等方式，形成闭环管理。 第五，强化多学科协同与质量改进。感染管理部门、手术麻醉团队、临床药师与护理团队应统一流程，围绕指征、药物、时机、疗程开展定期培训与病例复盘；对高风险手术建立专项监测，结合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率、耐药谱变化、用药合规率等指标持续改进。 前景——随着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制度优化，以及处方审核、临床路径和质控体系深化，围手术期预防用药将从“经验式保护”转向“证据化、精细化、可量化”的治理模式。未来，通过更严格的风险分层、更加精准的给药流程和更及时的耐药监测反馈，有望在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率的同时，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用药，延缓耐药进展，提升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
规范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是保障医疗质量和防控耐药性的重要环节。通过"合理选药、精准用药、及时停药"的规范化管理，既能提升单个患者的治疗效果——也有助于控制整体耐药风险——是医疗质量持续改进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