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入籍后保留国内户籍，能否在境内继续“照常生活工作”？
从现实情况看，个别人员在取得外国国籍后，仍沿用国内户籍办理证件、享受便利，甚至在签证、居留、就业手续不完备的情况下长期在华居住工作，误以为“户籍在手”即可覆盖身份变化带来的法律后果。
该案中，当事人章某原为中国公民，后加入新加坡国籍。
其在将户籍迁入深圳后，以新加坡护照和短期团聚签证入境，签证到期未离境并持续停留，期间被发现户籍未注销。
公安机关据此认定其存在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行为，并作出合并处罚；复议机关维持决定，法院终审生效。
原因：一是对国籍法律规则认识不足。
我国国籍法明确规定不承认双重国籍，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国籍身份变化是法律关系变化的起点，户籍、证件、出入境与就业管理均以此为前提。
二是对“程序性义务”重视不够。
户籍注销、签证居留、工作许可等手续看似繁琐，实则是身份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
当事人虽已在入籍时提交丧失中国国籍的证明材料，却未在国内及时办理户籍注销；同时其长期以外籍护照多次申请签证并频繁出入境，客观上反映其对外籍身份的知悉与认可。
三是侥幸心理与管理漏洞叠加。
个别用人单位在招聘、用工管理中未尽到核验义务，对国籍身份、居留证件、工作许可等关键要件审查不严，为违规就业提供了空间。
影响：从个体层面看，逾期滞留、无证就业将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引发更严厉的处理后果，个人职业发展、出入境记录和生活安排均会受到影响；同时，隐瞒外籍身份在国内办理证件，亦可能带来证件使用风险和后续纠纷。
对社会治理而言，出入境管理的核心在于“身份清晰、手续闭环、责任可追”，若以“户籍未注销”掩盖国籍变化，将扰乱人口管理和就业秩序，削弱制度执行的严肃性。
对用工市场而言，聘用未取得工作许可的外籍人员，单位不仅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也会带来劳动争议、合规审计与声誉风险。
对策：其一，个人应树立“国籍先行、户籍随之、证件同步”的合规意识。
取得外国国籍后，应及时主动办理国内户籍注销，出入境活动严格以外籍身份申办签证、居留证件；在境内就业应依法取得工作许可及工作类居留证件，避免以短期签证长期滞留或变相工作。
其二，用人单位要把好“入口关”和“过程关”。
招聘环节应核实应聘者国籍身份及有效证件，留存必要的合规材料；入职后对证件有效期、许可类别、岗位匹配等进行动态管理，必要时引入合规培训与审查机制，降低违规用工风险。
其三，管理部门可结合典型案例开展普法宣传与风险提示，推动线上线下办理衔接更顺畅，提升信息共享与协同监管效率，形成“发现—核查—处置—教育”闭环，维护良好出入境管理秩序。
前景：随着人员跨境流动更加频繁，国籍变更、长期居留、跨境就业等情形将更为常见。
依法治理的方向是更突出规则透明、程序明确与责任落实：个人身份管理要“真实一致”，用工管理要“审查到位”，执法司法要“尺度统一”。
从长远看，只有在制度框架内办理签证、居留与就业手续，才能既保障个人合法权益，也维护公共秩序与社会治理效能。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这起案件以鲜活的事例警示人们,国籍变更是严肃的法律行为,必须依法履行相应程序,不能试图通过保留户籍等方式游走于法律边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只有每个公民、每个组织都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才能构建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环境,保障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