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中美经贸关系处于敏感期，市场最关切的是“不确定性”。
赵忠秀指出，围绕出口管制、技术交流、航运服务等领域的政策变化和执行尺度，直接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跨境供应安排与成本预估。
对工商界而言，能否获得清晰、稳定、可兑现的政策预期，比短期博弈更具现实意义。
原因——不确定性来自结构性竞争与规则分歧叠加。
一方面，中美经济体量大、产业链深度交织，任何政策调整都会产生外溢效应；另一方面，近年经贸摩擦与安全化倾向上升，出口管制与技术限制扩张，导致企业合规成本上升、合作边界收缩。
此外，国际航运与供应链在经历疫情冲击、地缘冲突与运价波动后，市场对“再扰动”尤为敏感，进一步放大了对政策透明度和沟通机制的需求。
影响——经贸波动不仅是双边问题，更会传导至全球。
赵忠秀认为，中美在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中占据关键位置，其经贸关系若缺乏稳定性，将影响跨国公司布局，扰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削弱全球市场对增长的信心。
同时，围绕高技术、关键零部件与物流服务的限制与反限制，容易造成“预期收缩效应”，使企业趋向保守，延后投资和技术合作，进而拖累全球创新与增长动能。
对策——以“管控风险、扩大共识、稳定预期”为主线推动关系回稳。
赵忠秀表示，工商界普遍期待双方在重点领域加强沟通协调：一是提升政策透明度与可解释性，减少突发性、泛化性的限制措施，降低企业合规不确定性；二是围绕技术交流、人员往来、服务贸易等领域，探索可操作的制度化安排，使正常商业合作有章可循；三是对航运服务、物流通关等影响面广的环节，加强规则对接与信息沟通，避免不必要的市场恐慌与成本上升。
他同时强调，中方在经贸往来中坚持开放合作，但底线红线不可触碰。
过去一段时间的摩擦已使各方更清楚地认识到，中方维护自身发展权利与核心利益的意志坚定，挑战底线红线必然遭到坚决斗争。
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双方民间与工商界仍存在推进互利合作的现实需求与共识空间，应当把“可合作的领域做深做实”，以确定性对冲不确定性。
前景——第三方市场合作或成为拓展空间的重要方向。
赵忠秀指出，在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第三方市场具备需求增长与互补优势，中美企业可以在商业原则与国际规则框架下开展合作，形成“共同做大蛋糕”的正向效应。
展望未来，若双方能够把分歧管控机制做实，把沟通渠道保持畅通，减少经贸问题政治化、安全化的外溢，双边经贸有望在波动中实现再平衡，并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稳定预期与合作动能。
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从来不只是两国之间的双边议题，而是牵动全球经济神经的重大变量。
历史经验表明，对话优于对抗，合作强于博弈。
在坚守原则底线的同时，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寻求最大公约数，是推动中美经贸关系走出困局的必由之路。
稳定的预期、透明的规则、开放的市场，不仅是工商界的朴素诉求，更是全球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