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深秋，我从老山前线回到国内，身上有硝烟味，也有二等功的勋章。转业安置时，我是正营职，照政策完全可以进市局机关或者财政局这些好单位。可是我直接指着地图上那个离市区四十公里的第二看守所，跟领导说我想去那儿。领导推了推眼镜问我是不是想好了，那地方管的是重刑犯，条件差，连像样的路都没有。我敬了个礼回答：“我是侦察兵，最不怕钻山沟，在那心里最安稳。” 安置领导把我叫去谈话的时候，我没选那些风光的部门。转业后前几年，我在战友圈子里变成了反面典型。那时候去外事科的小王穿着的确良衬衫，每天有小轿车接送；去财政局的小陈已经在说分房和进口家电了。我每天骑大金鹿自行车在山路上颠簸。我的办公室是一间阴冷的砖房，外面是高墙电网。 1988年的战友聚会很不愉快。大家在大饭店喝酒，小王喝多了拍着我肩膀叹气：“爱国啊，你这二等功白立了。在那鬼地方待着，这辈子还有什么盼头？你手上全是老茧，哪像个干部？”我笑笑没说话。他们不知道在看守所的这几年里，我没像别人一样喝酒打牌。我跟着管教民警搞准军事化管理，还把侦察兵那套心理分析用到审讯感化上。连着三年没出过安全事故。 1995年社会治安复杂的时候市里急需一批能带领队伍、有实战经验的政法领导干部。很多机关里待得安逸的战友因为抵不住诱惑出问题了。 选拔那天市委组织部和省厅考察条件很严：基层实战五年以上、个人二等功、艰苦岗位表现突出。查遍档案后他们发现最合适的就是在深山守了十年的傻子李爱国。我从看守所所长变成市公安局主管副局长后，整个老战友圈都震动了。 任命确定那天小王来找我眼神落寞地说：“以前觉得你爱国是受苦受难的样子。” 我不指望儿子有钱有权就希望他明白道理：人生就像种庄稼。机关的岗位像盆景看着好看根却不深扎进土里；基层就像荒地虽然累但只要肯出力根就能穿过石头缝长成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