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威在上海的那段岁月，他成年后近一半的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不过，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掌握的资料少之又少，里面的谜团更是数不胜数。1925年年初至1931年夏天，他几乎没怎么离开上海，可谁能想到他是什么时候入党的，他为何要用化名，“C小姐”这个代号又是从何而来呢？把这些问题给解开了，我们才能搞清楚这位神秘的电台台长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进白色恐怖中心的。 关于入党时间，学术界目前有三种说法：1924年、1926年和1928年。对于1924年这一说法，证据还是比较多的。1986年，福州地委老干部陈应中回忆说：蔡泽鏛由上海党组织介绍到福州特委时，说是1924年进党。这让不少人觉得有道理。不过疑点也不少。1923年2月的时候，蔡随舅舅去宁波补习英语，后来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宁波之间。可是宁波和上海两地的档案里都没有他早期入党的记录。再加上他那时候只有17岁，虽然很聪明但未必就能很快完成思想转变并入党吧？陈应中年纪也不小了，回忆起来难免会受影响。 接下来就是1926年这一说法了，叶明祥和陈国秋在他们的文章中对这个观点很支持。理由有三个：一是蔡泽鏛在那个学年全程都在上海惠灵英语专科学校读书；二是当时大革命正处在高潮期；三是陈应中再次证明了蔡泽鏛在1926年冬去福州时已经是党员身份了。 但这个说法也有问题。为什么不是1925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时间点能证明他在这一年里入党了？而且仅仅因为学校派人回原籍开展学运，就能排除他是先派过去再补上党员身份的可能性吗？ 最后看看1928年这一说法吧。红四方面军名录和徐深吉将军的回忆都支持这个观点。他们说因为“四三”事变入狱后，蔡威出狱找组织时经过了甄别考察才恢复了党籍。这条线索不仅填补了“曾被捕”的空白点，还给组织严谨性提供了合理解释：出狱者需要重新审查背景，“1928年重新入党”既是程序也是保护措施。 综合比较下来：1924年说还得存疑；1926年说需要补证；1928年说最合情理。所以目前暂采“1925到1926间在上海入党”这个说法吧。 再来说说化名和代号的问题吧。“蔡威”这个名字是在宁波期间开始使用的吧。舅舅林振翰可能是为了避嫌和掩护而让他用了这个名字。宁波那边需要用假名活动，而上海这边又得跟真实身份对接上。于是“蔡威”就成了一个固定的符号。 关于“C小姐”代号也让人挺纳闷的。潘玉珂回忆说她替周泽万送信时发现过这个签名。“C小姐”很可能就是闽东籍地下党在上海地下交通网中的专属暗语吧？“C”就是“蔡”的第一个字母，学生时代的绰号延续成了职业代号了吧？只有潘玉珂一个人记得这个代号的事情说明使用场景非常私密而且短暂——任务一结束就收起来了。 上海这段日子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呢。比如1925到1926学年期间，蔡威就把舅舅在公共租界西摩路的公寓当作据点了：晚上刻写传单，天还没亮就扮成人力车夫在南京路、静安寺路口散发小册子。为了给活动筹集经费他还变卖了家产。 还有就是林国章回忆过的一段经历：1927年8月保释出狱后，“蔡泽鏛同往上海法南地区找到地下党组织”。孙子蔡述波补充说1928年春天他通过秘密联络站给妻子寄信并取名“植生”，说明已经恢复了组织关系。 从这些片段推断出来：出狱后半年内就完成了暗线接应；法南区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重要落脚点；为了不连累家人，“蔡泽鏛”就改成“蔡威”，隐姓埋名过了四年。 现在回顾一下那个时候真是觉得可惜：那段时间的档案几乎全是空白章回：没有支部会议记录、没有接头地址和人物详细档案、连电台收发报台账都没有（只留下徐深吉回忆他懂技术）。所以哪怕是一点点细节都可能成为破译密码的关键呢。如果以后能在法南老弄堂、惠灵校园旧址或者宁德籍地下交通站找到新的口述史料或书信残片的话，说不定就能彻底改写这段隐秘而伟大的青春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