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智能经济新形态加速涌现，创业“轻量化”与要素“重投入”矛盾突出 随着大模型、智能体等技术快速演进，以个人或微型团队为核心、依托智能工具完成从研发到运营全流程的OPC（“一人公司”），正成为智能经济新形态的重要载体。今年全国两会上，“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首次被提出；此前，国家层面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并提出“智能原生企业”等新概念，表达出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与新质生产力的政策信号。 但现实中，OPC虽然组织灵活、迭代快、成本结构更轻，仍普遍面临“起步难、要素贵、融资弱”等挑战：一上，数据、算力、模型、人才等核心要素投入门槛高；另一方面，轻资产主体抵押物不足、信用积累有限，融资渠道相对狭窄，抗风险能力偏弱。如何把“超级个体”创新活力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增量，成为各地布局人工智能的重要课题。 原因：要素供给与制度供给需匹配，场景牵引与产业基础需协同 业内人士认为，OPC创新高度依赖数据要素、算力资源与真实场景的持续供给，同时也需要行政服务、人才政策、金融支持等制度环境形成合力。对城市而言，能否把公共数据资源与平台能力转化为“可用、可得”的创新支撑，能否把文旅消费、城市治理、数字文创等优势场景变成产品试验场与首批用户，往往决定OPC能否走通“低成本验证—快速迭代—规模复制”的成长路径。 影响：政策密集出台，OPC成为各地培育智能原生企业的“最小单元” 近期，北京、上海、深圳、江苏等地相继围绕OPC推出扶持举措，空间载体与配套服务成为共同发力点：从打造“友好社区”、布局“超级创业社区”，到以“券”类政策降低训练、模型、语料等成本，各地正加快形成以“空间+要素+服务”为核心的创业生态。 四川，人工智能被列为全省“1号创新工程”，并明确建设国家级创新应用先导区、试验区等目标。低成本、快迭代、高成长的OPC，被视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基于此，成都出台专项行动计划，意在用更系统、更可操作的政策组合，把短期竞速转化为长期竞争力。 对策：成都行动计划突出“全流程”思维，围绕三大痛点提供制度化供给 据成都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对应的负责人介绍，此次印发的行动计划以培育人工智能OPC创新生态为抓手，前瞻布局智能原生企业培育、智能体产品开发、应用场景创新等方向，并将国家战略要求转化为地方可落地的政策工具。 一是以数据要素支撑创新。行动计划提出依托“智慧蓉城”数据资源体系与公共数据平台能力，推动重点领域公共数据依法有序开放，强化数据要素对OPC研发、训练与应用的支撑，提高创新资源的可获得性与供给稳定性。 二是以场景开放牵引落地。成都将结合数字文创、文旅消费、城市治理等特色场景，定向释放场景机会、精准匹配供需资源，打造具有成都辨识度的应用标杆，推动技术产品在真实环境中验证迭代，缩短从研发到市场的路径。 三是以普惠算力与激励工具降成本。针对算力、模型等核心投入成本高的问题，行动计划提出普惠算力补贴、“模型券”等激励方式，并畅通公共数据要素供给渠道，降低创新创业的关键成本。 四是以多元金融提升抗风险能力。针对轻资产主体融资难题，成都提出构建覆盖全周期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探索特色金融产品与风险保障机制，提高资金可得性与风险可控性，为OPC从早期探索到成长壮大提供支撑。 五是以“一站式”服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围绕创业起步门槛高等问题，成都提出打造集空间承载、政务代办、创业辅导于一体的服务体系，形成“低门槛起步、低成本运营”的支撑机制，帮助创新主体把更多精力投入技术与产品。 据悉，该行动计划在编制过程中借鉴了上海、深圳等地做法，并会同有关部门专题研究，征求17个市级主管部门意见，强调政策协同与可执行性。部分企业表示，研发补贴等支持措施有望降低研发成本，加快核心技术突破与生态建设。 前景：从“政策支持”走向“生态自生长”，关键在供给质量与落地效率 业内分析认为，OPC能否在成都实现规模化成长，取决于三上：一是公共数据开放与合规流通的质量与颗粒度，能否形成真正可用的数据产品与持续供给；二是场景开放能否带来“首单”和“示范”，帮助创新主体完成从技术可行到商业可行的跨越；三是金融与服务能否匹配“轻资产、高波动、快迭代”的创新规律，避免“一刀切”考核，形成更包容、更精准的支持方式。 随着政策工具逐步落地、应用场景持续释放、产业基础加快集聚，成都有望在智能体产品、行业应用与城市治理等方向形成可复制的实践样本，为智能经济新形态提供更多“从0到1、从1到N”的城市经验。
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既要鼓励愿意尝试的创新者——也要提供真正可用、可获得的公共能力。成都以行动计划聚焦OPC全流程痛点，体现出从单点扶持转向系统塑造的政策思路。随着数据、算力、场景与金融等要素加速汇聚，能否持续产出标志性产品、沉淀可复制的生态经验，将成为检验城市创新能力与产业韧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