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地缘冲突与产业链调整叠加，全球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因此，国际经贸摩擦增多，部分国家倾向通过加征关税、设置限制和谈判施压等方式追求短期利益，使全球规则体系面临压力。戈尔丁指出，将贸易反复作为短期博弈筹码，不仅干扰有关国家的正常经贸往来，也会削弱全球市场对政策稳定性的信心。 （原因） 戈尔丁认为，问题根源于一些政策取向更看重即时政治与短期经济盘算，忽视开放合作在提升生产率、扩大市场和稳定预期上的长期价值。他看来，贸易工具化实质上是一种逆全球化的重商主义回潮：一上以反复变化的政策信号扰乱企业投资判断、抬高跨境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削弱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权威与效能。其结果是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创新扩散受阻，发展中国家与中小经济体承受更强外溢压力。 （影响） 戈尔丁表示，这类做法首先可能反噬自身经济。贸易壁垒推高进口成本、加大通胀压力，压缩企业利润，并可能引发对抗性反制，进而影响就业与增长质量。对全球而言，规则弱化会加剧市场分裂，形成“政策不确定—投资收缩—增长放缓”的负向循环，削弱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跨境风险的能力。更值得警惕的是，冲突与对立会分散国际社会关键治理议题上的资源投入与协同效率，使绿色转型、疫情防控和新技术治理更难形成共识并推动行动。 （对策） 围绕如何稳定预期、增强增长韧性，戈尔丁强调应坚持合作方向，推动国际社会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框架内。他认为，中国需要继续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全球治理，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被动卷入地区冲突，同时在促进和平对话、维护多边机制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经贸层面，应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通过稳定政策预期、打通规则衔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降低全球产业链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 另外，围绕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戈尔丁将其视为观察中国中长期发展路径的重要窗口。他认为，规划在巩固技术变革成果、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上具备良好前景；关键在于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更广泛的产业应用，推动创新成果规模化落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新的增长动能。针对就业等现实关切，他指出，新产业新业态如何扩容、高质量岗位如何增加，需要在规划实施中持续细化路径、完善配套政策，确保增长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前景） 戈尔丁同时提到，中国设定的4.5%至5%左右增长预期虽较以往有所调整，但在主要经济体普遍承压的背景下仍属可观，体现出更强调质量与韧性的政策取向。考虑到人口总量相对稳定，该增速对应的居民收入提升空间具有现实意义。随着绿色转型提速、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以及市场规模优势持续释放，中国在全球科技与产业版图中的影响力有望更提升。面向未来，世界经济能否走出分化与对抗，仍取决于主要经济体能否作出更稳定、更可预期的政策选择，让开放合作回到主航道。
在全球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戈尔丁教授的观点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各国是选择设限自保还是加强合作，不仅影响一国利益，也关乎人类共同未来。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坚持开放合作的发展实践，或将为承压中的世界经济提供一条更可行的路径。事实终将表明，超越零和思维，才能实现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