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淮海报社与新华社淮海支社把营盘扎在了涟水县金庄村。大家伙儿手里头的米，每天只有2斤半，还得掏出2两拿出来赈灾。这时候日子过得紧巴，粮食就像水一样蒸发掉了，“能撑过下一顿就谢天谢地”成了大伙儿的真实写照。 可就在大伙儿都觉着只能接着喝稀饭的时候，报社突然“大方”起来了。桌上摆满了肉粥，一天三顿都不换样，这么吃法足足坚持了半个月。这消息传开去，大伙儿都看傻了眼：这年头都快饿死人了，怎么肉反倒成了主食？ 这年景是天灾人祸一起来的。鬼子折腾了八年，国民党反动派又接着打内战，淮海区的老百姓都在生死线上挣扎。报社里的年轻人最多，“饿到连笔都拿不动”成了最大的难处。有几个实在饿得受不了的人直接躺床上啃材料，肚子缓过这口气才想起来干活；还有人为了不饿肚子，干脆把采访的时间都挪到了吃饭以后。 社长李超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直截了当地跟大伙儿说：“饿着肚子干活既耽误事又伤身体。”为了把大家的肚子填饱，专门搞了个生活委员会出来，专门琢磨怎么让大家吃饱饭。 生活委员会里有个叫葛雨笠的成员领着大伙儿跑遍了附近的集市。结果他们发现，这灾荒年头肥猪没人要，“一斤大米换大半斤猪肉”这账算得太明白了：猪肉顶两斤粮的营养，油掺进米里一熬，“一口下去顶两顿”。这主意一出，大家都觉着靠谱，当天就把灶给点着了试吃。 开餐头一顿，没人能撑着就喝下三碗粥；第二天饭量就自己减半；到了第三天就只有三分之一了；等到了第四天，所有人的脸都垮了下来：“这也太腻了！”生活委员只好在旁边劝：“大不了前功尽弃也要挺住！”最后大家妥协了——每顿就喝半碗，但神奇的是居然一点都不饿也不晕。 当时胃口最大的王良佑还是能扒拉下去两三碗；那个怀孕的女干部陆耿圣心疼他，把多出的窝窝头掰一半塞给他手里，这让王良佑到现在都觉得心里头暖暖的。 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大米剩下了不少；肥猪倒是全卖光了——“肉粥计划”也就这么被掐断了。 老乡们听说了这件事都跑过来看热闹：“听说你们发洋财了？”直到看见米囤子往下挪得特别慢才回过味儿来：“不是发财啊，是算计！” 等到肥猪都买光了以后，生活委员会又想出了新招：种春菜、开油坊。黄豆榨了油剩下的豆饼用来炒小白菜给大伙吃，“稀粥配豆饼”既营养又省钱。 报社里会杀猪的去杀猪、会榨油的去摇磨盘，“人人都是多面手”。等到春菜长好了、油坊也重新开张了以后，“稀粥加炒豆饼”就成了新的主食。 又过了半个月的时间，大家靠着集体的智慧硬是把春荒给挺过去了。那些之前嚷嚷着“别再吃肉粥了”的同志后来全都感激不尽：“那一口肉给了我底气，才有力气把稿子写完！” 从那以后，“猪肉大米粥”就成了淮海报社和新华社淮海支社最离奇也最真实的笑话段子：一斤大米撑住了半个月的饥荒岁月，靠的不是粮仓满得流油，而是脑子没被饿晕。 那时候喝下去感觉腻得发苦的肉粥啊，最后都成了大家记忆里最香的一碗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