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德到天禧年间，有一场搞了十来年的“天书祥瑞”风潮，把整个朝廷都卷进去了。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寇准特别刚直，是个好宰相，没想到他关键时刻却选了一条向假祥瑞低头的路，亲自把东西献上了，就是为了讨好上面。这跟他早年硬抗辽军、敢说直话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也成了学者们老琢磨的一个政治伦理难题。从大环境看，寇准这么干主要是受了三重压迫。头一桩是皇上的意思太硬，真宗为了让皇位坐得稳，使劲儿搞祥瑞政治，结果底下的人都跟着学。第二桩是有人在背后拉绳子，像周怀政这些内侍结成了一张网，还通过他的女婿王曙这种渠道来施加压力。第三桩是他自己心里盘算仕途的事儿，是要外放去陕州、直接捅娄子去揭发还是哄着上面混个晋升，他最后在这几条路上挑了第三条路。这事儿其实暴露了古代当官的体制里有个大问题，就是管不住权力。当时他的学生给他出了三套招，寇准没选那个中间最好的，这就说明个人在旧规矩面前很难顶得住。 寇准献上天书带来了不少坏影响。首先是他自己的名声彻底坏了，陕州有个叫魏野的隐士写诗笑话他，民间对他的看法也变了；以前那批清流士大夫对他的评价也分成了两派。其次是祥瑞风气更难收了，本来看着就挺荒唐的“天书运动”，因为有寇准参与好像有了正当理由，更多人去造假祥瑞，搞财政浪费还荒废正事。最后这事儿成了他仕途的一个大拐弯。虽说他很快又当上宰相了，但后来陷进权力斗争里出不来了，天禧四年也就是1020年被赶到雷州去当地方官了。有人说这就是拿短期的好处换来了长远的坏名声。 回头看看要怎么防这种事儿。制度上要让权力互相盯着点；文化上要办实事不要光做样子；个人得把心里的防线筑结实点。寇准这事儿也让后人明白当官的时候不能光想着眼前的利益。于谦那句“粉身碎骨全不怕”的话就是这种精神的回答。 现在咱们搞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候也能从这个案例里得到教训：一方面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不能让人乱来；另一方面干部还得稳住心神不糊涂。就像魏徵敢直言才有了“贞观之治”，包拯铁面无私才能流芳百世。以后得多留点余地让犯错的人能改过来也得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别让寇准那种后悔事再发生了。历史这面镜子照出来的就是这些道理只有制度笼子扎得紧了精神骨头也硬了权力才不会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