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2022年4月27日这天，最高检决定专门为外卖骑手权益保障立案查办，辽宁、江苏、天津、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多地也随之展开调研。这次动作的目的是想通过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优势，从一个小小的切入点入手，进而推动整个系统的治理和源头治理。其实早在两年前的2020年，有位叫邵新银的骑手在送餐途中遭遇严重车祸，双腿骨折、3根肋骨断裂，最后因为劳动关系认定不清而败诉。他最初在北京仲裁庭打赢了确认劳动关系的官司，但物流公司却在重庆提起诉讼，让邵新银付出了高昂的往返成本才最终调解结案。 数据显示，在2016年4月到2021年6月的这段时间里，法院作出的1900多份判决中呈现出一个奇怪的现象。外卖平台在专送模式下的劳动关系认定率从100%突然降到了45%到60%之间。外卖平台和配送商或者众包公司之间像是设置了一道法律隔离带一样。结果就是平台对劳动者的认可率不足1%，很多骑手都答不出自己到底和哪家公司签的合同，“不清楚”成了最普遍的回答。辽宁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的王人禾副主任也去体验了一把众包骑手的生活。他发现街上跑的电动车速度都特别快，时速能达到75码左右，而沈阳明明是禁摩的地方，电动车限速只有25公里。超速、逆行、机动车道抢行的现象屡见不鲜，一旦出了事工伤认定就变得很困难。 国家统计局在2022年初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外卖骑手是其中最显眼的一部分。他们天天穿梭在写字楼和小区之间，却面临着意外受伤、劳动权益缺失、平台监管不到位等各种问题。调研报告显示：七成的外卖骑手年龄在39岁以下，“80后”和“90后”是主力；为了多挣点钱他们把孩子留在老家一年只能见两三回；专送骑手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众包骑手在线时间也有8个小时左右；工伤保险因为劳动关系难认定而缺席。 北京的陈先生曾经一个月能赚到过万的收入但高峰期必须一直在线；乔女士因为送餐时餐损被投诉扣了16元钱，她反复申诉才把钱拿回来。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议价权。辽宁大学的王素芬教授指出，平台用算法来限定时间、划分等级、计算收入。一旦“最严算法”把配送窗口压缩得很小，骑手们为了赶时间就只能选择超速、逆行甚至闯红灯。这种风险最终转嫁给了社会公共安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杭州率先行动了起来。从5月1日起《杭州市网络餐饮外卖配送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了。这部法规把保险、防疲劳、申诉和关怀基金等内容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杭州市检察院透露下一步会搭建一个数字化检察监督的场景来落实算法取中和配送时限合理化的工作。2021年七部委发布指导意见要求不得把“最严算法”当作考核要求还有合理确定订单数量等规定；八部委的意见也是为了保障外卖配送员的权益。 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发出了诉前检察建议来规范商户加装改装电池翻新服务的行为；佟丽华建议全国总工会和检察机关共同建立公益组织来提供法律援助；广西黄超、辽宁管旭等人大代表也建议要强化算法监督。邱景辉副厅长表示这次专案办理不仅仅是为了发红包而是要反思外卖化生产生活方式对文化健康生态的利弊影响并寻找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佳方案。 最后采访结束后王计兵给记者发了一条信息说：“我不发光只是被光照耀。”当检察官律师人大代表学者们把公益诉讼算法监督工会维权这些力量汇聚成阳光时外卖骑手们就不再是“被光照耀”的那个人了而是成为光本身照亮城市缝隙里的公平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