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个事儿，那是清朝雍正年间，福建漳浦出了个蔡世远。他在写家书给族中子弟时，反复念叨要“笃伦理”、要“严义利之辨”。他不光是嘴上说说，平日里也确实这么做的。虽然官做得挺大，可他一点架子都没有，而且特别淡泊名利。他把自己的俸禄大多拿出来接济穷人，家里穷得叮当响。他跟妻儿说过，哪怕日子过得苦点也要当圣贤，也别像那些贪官污吏一样整天想着怎么发财。后来他爹过世了，他守孝三年。等他回去上班的时候，吏部那帮人竟然故意找茬想趁机敲诈他一笔。蔡世远压根不买账，宁肯不要这个翰林的差事也不给钱，直接拍屁股走人回家种田去了。 其实呢，“义利之辨”这事儿自古以来就很重要。孔子讲过，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眼里只有利益。孟子见梁惠王时也不客气地说，你别老想着怎么捞好处，多想想仁义就对了。宋代理学家程颢更是说过，这两者是相互转化的。这些道理到了今天也没过时。咱们党员干部在新时代赶考的路上，一定要把这两者的界限划清楚。 说到底啊，“义利之辨”就是个价值观的排序问题。在老祖宗眼里，哪怕牺牲生命也得守道义。明代的海瑞除了工资一分钱也不要，清代的于成龙为了省吃俭用连饭都吃不饱还分给下人吃；当代的钱学森早年出国念书时就发誓一定要回来报效祖国。他们这些人的选择并不是说生命不重要，而是觉得精神价值比生命本身还要重要。 他们把“义”当成了最核心的原点。手里有权力的时候就严格按规矩办事；面对物质诱惑的时候能做到一丝一毫也不取；在名利的拉扯中始终把祖国和人民放在第一位。正因为心里坦荡没私心，他们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再看看那些被老百姓立祠纪念的好官清官，哪一个不是把义和利的关系处理得特别好？现在咱们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了，党员干部更得好好琢磨琢磨这门千年的老智慧。要把好思想的总开关，把账算清楚。得有那种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坚持正道的骨气；得有那种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追求去书写新的廉政答卷。 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对得起老百姓的托付，也才能不被历史的尺子给量歪了（作者：洪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