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那边，很多人对现在的经济状况都不太放心，觉得以后的日子可能会更难过。他们怪别的国家靠贸易占我们便宜，或者担心人工智能会抢走工作。为了回应这种焦虑，立法者提出了各种政策，像是反垄断、产业政策还有贸易政策。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现在有个对这种局面最清醒的看法，竟然来自一本出版了250年的书，也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书的观点虽然被人引用了很多次，但也被误解了很多次。 保守派的人经常把它简化为完全自由放任的想法，觉得应该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完全控制经济。自由派的人觉得这书太脱离实际，或者认为它是贪婪的代言人。其实，亚当·斯密既不是简单地歌颂贪婪，也没有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在他发表《国富论》之前，还写过《道德情操论》，强调同情心和道德判断。但在商业领域，他认为政策必须符合人们的实际行为。 他在《国富论》里说：“我们吃晚饭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或者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所以他批评那些阻碍个人自由追求利益的制度和政策。比如说限制行业准入的规定还有阻碍新住房建设的法规。这些做法在现代经济里仍然存在。 当然，我们今天知道企业可以形成垄断力，这需要更积极地反垄断来维护竞争。而对于贸易逆差这种事呢？亚当·斯密觉得它本身没什么不好的。进口能让消费者得到好处，贸易能促进分工、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现在那些关税政策里太关注双边贸易平衡和微观管理的做法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错误的决定。 这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人——贾森·弗曼。他是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在3月10日的《纽约时报》网站上写了一篇文章叫《这是亚当·斯密等待已久的时刻》。他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观点来解释美国现在的情况。 因为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些重大变革——比如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亚当·斯密的观点就显得特别有用了。这时候我又想到了刘子彦编译的文章。 3月15日参考消息网也刊登了这篇文章的编译版。它指出美国在面对这些变化时应该如何应对：要约束权力、维护竞争、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劳动分工超出了单一工厂的范围，把农场与城镇联系在一起，也把不同国家联系在一起。为我们带来人工智能的那些劳动分工更是难以想象和控制的。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编译版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熟悉一些吧？这就是为什么3月10日贾森·弗曼在《纽约时报》网站上发表那篇文章的原因——他想让更多人明白亚当·斯密理论对美国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